也一点不知道。待到他们在报上说出我是学者，我自己也借此知道了原来我是学者的时候，则已经同时发表了我的罪状，接着就将这体面名称革掉了，虽然总该还要恢复，以便第三次的借口。
据我想来，佥事——文士诗人往往误作签事，今据官书正定——这一个官儿倒也并不算怎样“区区”，只要看我免职之后，就颇有些人在那里钻谋朴缺，便是一个老大的证据。至于又有些人以为无足重轻者，大约自己现在还不过做几句“说不出”的诗文（14），所以不知不觉地就来“慷他人之慨”了罢，因为人的将来是想不到的。然而，惭愧我还不是“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15）式的理想奴才，所以竟不能“尽如人意”，已经在平政院（16）对章士钊提起诉讼了。
提起诉讼之后，我只在答KS君信里论及一回章士钊，但听说已经要“人格卑污”了。然而别一论客却道是并不大骂，所以鲁迅究竟不足取。我所经验的事委实有点希奇，每有“碰壁”一类的事故，平时回护我的大抵愿我设法应付，甚至于暂图苟全。平时憎恶我的却总希望我做一个完人，即使敌手用了卑劣的流言和阴谋，也应该正襟危坐，毫无愤怨，默默地吃苦；或则戟指嚼舌，喷血而亡。为什么呢？自然是专为顾全我的人格起见喽。
够了，我其实又何尝“碰壁”，至多也不过遇见了“鬼打墙”罢了。
九月十五日。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九月二十一日《语丝》周刊第四十五期。
（2）“一个女读者”参看本卷第79页注（5）。下文的“”是作者自造的字，即女性的“卒”。
（3）李仲揆（1889—1971）名四光，字仲揆，湖北黄冈人，地质学家。他在科学研究上有卓越贡献，创立了地质力学。曾留学英国伯明翰大学，当时任北京大学教授。他在《现代评论》第二卷第三十七期（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二日）发表《在北京女师大观剧的经验》一文，其中说：“有一天晚上（按为一九二五年七月三十一日），已经被学生驱逐了的校长杨荫榆先生打来一次电话，她大致说：‘女师大的问题现在可以解决。明早有几位朋友到学校参观，务必请你也来一次。
……我并预备叫一辆汽车来接你。’我当时想到，杨先生和我不过见面两次，……又想到如若杨先生的话属实，名振一时的文明新戏也许演到最后一幕。时乎不再来，所以我快快的应允了杨先生，并且声明北京的汽车向来与我们骑自转车的人是死对头，千万不要客气。”
（4）段祺瑞（1864—1936）字芝泉，安徽合肥人，北洋军阀皖系首领。曾随袁世凯创建北洋军，历任北洋政府陆军总长、国务总理。一九二四年任北洋政府“临时执政”，一九二六年屠杀北京爱国群众，造成三一八惨案。同年四月被冯玉祥的国民军驱逐下台。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五日，段祺瑞发布了所谓“整顿学风”的命令，对教员学生大加恫吓：“迩来学风不靖。屡次变端。一部分不职之教职员。与旷课滋事之学生。交相结托。破坏学纪。……倘有故酿风潮。蔑视政令。则火烈水懦之喻。孰杀谁嗣之谣。前例具存。所宜取则。本执政敢先父兄之教。不博宽大之名。依法从事。决不姑贷。”“先父兄之教”，语出汉代司马相如的《谕巴蜀檄》：“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谨，寡廉鲜耻，而俗不长厚也；其被刑戮，不亦宜乎！”
（5）“久已夫非一日矣”语出清代梁章巨《制义丛话》卷二十四，原作“久矣夫千百年来已非一日矣”，是梁所举叠床架屋的八股文滥调的例句。
（6）《女师风潮纪事》载《妇女周刊》第三十六、三十七两期（一九二五年八月十九、二十六日），作者署名晚愚。其中说及八月一日的事：“八一晨，全校突布满武装军警，各室封锁，截断电话线，停止伙食，断绝交通。同学相顾失色。继而杨氏率打手及其私党……
凶拥入校，旋即张贴解散四班学生之布告。”
（7）高仁山江苏江阴人，当时任北京大学教授。他在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一日《晨报》“时论”栏发表的《大家不管的女师大》一文中说：“最奇怪的就是女师大的专任及主任教授都那里去了？学校闹到这样地步，何以大家不出来设法维持？诸位专任及主任教授，顶好同学生联合起来，商议维持学校的办法，不要让教一点两点钟兼任教员来干涉你们诸位自己学校的事情。”
（8）陈西滢这篇《闲话》载《现代评论》第二卷第三十八期（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九日）。他先说五卅惨案、沙面惨案还没有解决，又造谣说“苏俄无故的逮捕了多少中国人，监禁在黑黯的牢狱里”，也没有人“反抗”，然后即说到“女师风潮”，讲了鲁迅所摘引的那些话。
（9）弗罗特（S．Freud，1856—1939）通译弗洛伊德，奥地利精神病学家，精神分析学说的创立者。这种学说认为文学、艺术、哲学、宗教等一切精神现象，都是人们因受压抑而潜伏在下意识里的某种“生命力”（Libido），特别是性欲的潜力所产生的。
（10）“圣之时者也”孟轲赞美孔丘的话，见《孟子·万章》。
（11）OttoWeininger华宁该尔（1880—1903），奥地利人，仇视女性主义者。他曾于一九○三年出版《性与性格》一书，攻击妇女，力图证明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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