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午饭时电话铃响了。
我在厨房里切面包夹黄油和芥末，再夹进西红柿片和奶酪片，之后放在菜板上准备用刀一切为二——正要切时电话打来了。
等电话铃响过3遍，我用刀把面包切下一半，放在盘子上，擦罢刀放进抽屉，又把热过的咖啡倒进杯子。
电话铃还是响个不停，估计响了七遍。只好拿起听筒。可能的话，真不想接，却又怕是久美子的。
“喂喂，”一个女子的声音。全然不曾听过。既非妻的，又不是最近煮意大利面条时打来奇妙电话的那个女郎，而是别的我不熟悉的女子的声音。
“请问是冈田-事先生府上吗？”女子道。语调严然在照本宣科。
“是的。”
“您是冈田-久美子女士的夫君吗？”
“是的，冈田-久美子是我的妻子。”
“绵谷-升是您太太的兄长吗？”
“是的，”我耐住性子回答，“绵谷升的确是我妻子的哥哥。”
“我们姓加纳。”
我一声不响地等待下文。猝然冒出妻子哥哥的名字来使我很是警觉。我拿电话机旁的铅笔用笔杆搔了搔脖后。对方沉默了五六秒。不光语声，听筒中任何声音都听不到。女子正用手按着送话口同近处什么人说话也未可知。
“喂喂，”我不安起来，招呼道。
“实在失礼了。那么，改时间再打给您。”女子突然说道。
“喂，等等，这——”但此时电话已经收线。我手握听筒，定定看了好一会儿，再次把听筒贴回耳朵——毫无疑问，电话业已挂断。
我心里怅怅的，对着餐桌喝咖啡，吃三明治。我已记不起接电话前自己想什么来着。右手拿刀正要切面包的时候，我确乎想了什么，且是事关重大的什么，是长期以来想也未曾想起的什么，就是那个什么在我要切面包时倏然浮上脑海，然而现在全然无从记起。我边吃三明治边努力回忆，但无济于事。记忆已返回其原来生息的意识王国黑暗的边缘。
吃罢午饭，刚收拾好碟碗，电话铃又响了。这回我即刻抓起话筒。
“喂喂。”女子道。妻的声音。
“喂喂。”我应道。
“还好吗？午饭吃了？”妻说。
“吃了。你吃的什么？”我问。
“谈不上吃，”妻说，“一早就开始忙，吃东西工夫都没有。过会儿在附近买点三明治什么的吃。你午饭吃的什么？”
我汇报了自己的食谱。她“唔”了一声，似乎不甚羡慕。
“忘说了一件事儿——早上就想跟你说来着——有个姓加纳的人今天应该有电话打给你。”
“已经打了，”我说，“刚刚。列举了我的你的你哥哥的名字，列举完什么事也没说就挂断了。到底算什么呀，那片？”
“挂断了？”
“嗯。说过会儿再打来。”
“那好，要是加纳再次打来，可要按她说的做哟，事关重大！说不定要去见见那个人的，我想。”
“见？今天就？”
“今天有什么安排或约会不成？”
“没有。”我说。昨天也罢今天也罢明天也罢，我都没什么安排没什么约会。“可那加纳究竟是什么人？找我究竟有什么事？不能告诉我？我也多少想知道什么事怎么样的嘛。要是跟我找工作有关，我可不愿意在这上面跟你哥哥打交道，我想以前也向你说过的。”
“不是什么你找工作的事。”妻不无厌烦地说，“猫，猫的事。”
“猫的事？”
“跟你说，现在脱不开手，人家等着呢，电话勉强打的。不是说午饭还没吃么！放下可好？有空儿再打过去。”
“忙我知道。不过，突然把这莫名其妙的勾当推到我头上我可没兴趣哟！猫又怎么了？那个姓加纳的……”
“反正按那个人说的办好了，明白？这可不是开玩笑。好好在家等着，等那个人的电话。嗯？挂了！电话果然挂断。
两点半电话铃响时，我在沙发上迷迷糊糊打盹。起始我以为是闹钟响，伸手去按钟脑袋想止住铃声，但那里没闹钟。我躺的不是床，是在沙发上。时候也不是清晨，是午后。我爬起去接电话。
“喂喂。”我开口道。
“喂喂。”和午前打电话那个女子是同一声音，“请问是冈田-亨先生吗？”
“是，我是冈田亨。”
“我姓加纳。”
“刚才打来电话的那位？”
“是的，刚才太抱歉了，您今天往下有什么安排没有呢？”
“倒也没什么特殊安排。”我说。
“那么恕我冒昧，从现在开始可有同您见面的可能性？”女子道。
“今天，现在就？”
“不错。”
我看了下表——30秒前刚刚看过，并无必要再看，但出于慎重又看了一次——时间仍是午后2时30分。
“要很多时间吗？”我试着问。
“我想不至于太长。但也可能比预想的要长。此时此刻我也无法说得很难，请原谅。”女子说。
问题是我已没有更多的选择余地，即使时间花得再长。我想起电话中久美子的话。她让我按对方说的去做，并说事关重大。我只有言听计从而已。既然她说事关重大，那就一定事关重大。
“明白了。那，去哪里拜会您呢？”我问。
“知道品川站前那家太平洋宾馆吗？”
“知道。”
“一楼有间咖啡屋，4点我在那里等您。可以吗？”
“可以。”
“我三十一岁，头戴一顶红色的塑料帽。”她说。
哎呀呀，我不由叫苦。这女子说话方式颇有点奇特，刹那间就使得我陷入困惑。至于女子话中到底什么东西奇特，我却又说不清道不明。一个三十一岁的女人有什么理由非戴一顶红塑料帽不可呢！
“明白了。”我说，“应该能找到，我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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