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总还是找得到的。例如舅舅就缺人帮忙，要开新店，但因物色不到可靠的人还没开成。那里工资估计比眼下高得多。同法律工作倒没了关系，可说到底，现在也并不是想干才干的嘛。”
“你经营餐馆？”
“也没什么干不了的吧！再说实在不行，还多少有母亲留下的存款，总不至于饿死。”
久美子默然良久，眼角聚起细细的皱纹沉思。我喜欢她这般表情。“你莫不是想要孩子？”
“说不清楚，”我说，“你怀孕这点我清楚，但没有自己可能当父亲的实感。实际有了孩子后生活上将有怎样的变化我也不清楚。你中意现在这份工作，从你手中夺走工作我也认为似乎不对。有时觉得我们恐怕更需要眼下这样两口人的生活，同时又有时觉得有了孩子可以使我们的天地变得更广阔。至于哪个对哪个不对我不清楚，只是单纯在心情上不希望你做流产手术。所以我什么都不能保证。既没有坚定不移的信心，也没有一鸣惊人的妙计，只是心里那么觉得罢了。”
久美子想了一会儿，不时用手心摸下自己的肚子。“哎，怎么会怀孕呢？你可有什么预感？”
我摇头道：“在避孕上我始终很注意，就怕出事后这个那个烦恼个没完。所以我没有过预感，想不出为什么会这样。”
“没以为我跟别人乱来？没想过那样的可能性？”
“没有。”
“为什么？”
“很难说我这人直感怎么好，不过这点事还是知道的。”
久美子和我那时坐在厨房餐桌旁喝葡萄酒。夜深了，万籁俱寂。久美子眯细眼睛，望着杯中约剩一口的红葡萄酒。平时她几乎不喝酒，但睡不着时往往喝上一杯，只一杯便能保证人睡。我也陪着喝。没有葡萄酒杯那么乖巧的玩艺儿，用附近小酒店送的小啤酒杯来代替。
“和谁困觉来着？”我墓地警觉起来，试探道。
久美子笑着摇几下头：“何至于。怎么会做那种事呢？我只是纯粹作为可能性问题提一下罢了。”随后，她神情严肃起来，臂肘拄在桌面上：“不过，说老实话，有时候我有很多事情搞不清楚——什么是真的什么不是真的？什么是实际发生的什么不是实际发生的？……有时候。”
“那么，现在是那有时候噗？”
“……算是吧。你没有这样的时候？”
我思索一下，说：“一下子想不出很具体的。”
“怎么说呢，我认为是现实的同真正的现实之间存在着误差。有时我觉得自己身上什么地方似乎潜伏着一点什么，就好像一个小偷溜进家来直接躲在了壁橱里，而又时不时跑出来扰乱我本身的各种顺序和思路什么的，如同磁场弄得仪器失灵。”
“一点什么？小偷？”我问，旋即笑道：“你说的太笼统了啊！”
“是笼统了，实际上。”久美子说着，喝干杯里剩的葡萄酒。
我注视一会久美子的脸。“那，你莫不是认为自己这次怀孕同那一点什么之间有连带关系？”
久美子摇摇头，说：“不是说有没有关系，而是说我有时候搞不清事物的顺序。我想说的只是这一点。”
久美子话语中开始渐渐挟带焦躁。时针已过1点。是收场时候了。我伸出手，隔桌握住她的手。
“我说，这件事让我拿主意可好？”久美子对我说，“当然这是两人间的重大问题，我也完全知道。但这次还是希望让我来决定。我没有办法明确表达自己所想的和感觉到的，我也觉得很抱歉的…-”
“总的说来是你有决定权，我尊重你这项权利。”
“大概下个月内就必须正式决定怎么办了，我想。这段时间两人一直在谈论这个，你的心情我大体理解了，所以往下让我来考虑，暂时就别再提这个了。”
久美子做流产手术时我在北海道。原本我这样当下手的很少被派去出差，但当时人手奇缺，便安排我去。由我把文件装进公文包带去，简单交待一下，再把对方文件带回。文件至关重要，不能邮寄或托付他人。札幌至东京的班机甚是紧张，只好在札幌的商务旅店住一晚。久美子便在此时间里一个人去医院做了流产手术。夜间10点多给我住的旅店打来电话，告诉我下午做了手术。
“先斩后奏，是我不对。不过一来安排得较为突然，二来我想你不在时由我独自决定处理或许双方都好受些。”
“不必介意，”我说，“既然你认为那样合适，那就是合适。”
“还有话想说，现在说不出来。我想我是有话必须向你说的……”
“等回东京慢慢说吧。”
放下电话，我穿上大衣走出旅店房间，在札幌街头信步踱去。时值3月初，路旁高高堆着积雪。寒气随人肌肤，行人呼出的气白白地泛起转而消失。人们裹着厚墩墩的大衣，戴着手套，围巾一直缠到嘴巴，十分小心地在冰冻的路面上行走。轮胎带有防滑链的出租车发出嘎吱嘎吱的声响往来驶过。当身上冷得受不住时，我走进闪入眼帘的一家酒吧，干喝了几杯威士忌，尔后继续上街行走。
走了相当一些时间。时而有雪花飘零，小小的轻轻的，仿佛如烟的记忆。我走进的第二家酒吧位于地下，里边比门口印象宽敞得多。酒柜旁边有个不大的舞台，一个戴眼镜的瘦男人在台上弹着吉他唱歌。那歌手翘着二郎腿坐在塑料椅上，脚下放着吉他盒。
我在柜台前坐下，边喝酒边半听不听地听他唱歌。间歇时歌手介绍说这些歌曲均由他自己作词作曲。他二十五六岁，一张平庸的脸上架着茶色塑料边眼镜。蓝牛仔裤，系带长筒皮靴，法兰绒花格便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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