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是让别人想象，这是我的衣食之源。这点你最好牢牢记住。至少在这里的时间里你要想象什么，就想起我的脸来，并提醒自己这可不成这要掉脑袋的。这是我的无价忠告：想象让别人去想！”
如此转眼过去半年。到1947年秋末，我于他已经成了必不可少的存在。我负责他活动的实务性部分“塔尔塔尔”和近卫队负责暴力部分。鲍里斯仍未被莫斯科秘密警察召回。但此时他看样子已不怎么想回莫斯科了。他在收容所和煤矿中建立了属于他自己的坚不可摧的王国，在此他活得畅快淋漓。他可以在强有力的私家军队保护下，四平八稳地积蓄财产。说不走莫斯科上层也有意不把他叫回中央，而将他放在这里巩固西伯利亚统治地盘。莫斯科同鲍里斯之间有频繁的信件往来。当然不是邮寄，而由密使乘火车—一送达。密使们个个牛高马大，眼神冷若冰霜。他们一进门，室内温度都骤然下降。
与此同时，从事劳动的囚犯们死亡率依然居高不下，其尸体一如从前被一个个投入竖井。鲍里斯严格检查囚犯的体能，对体弱者一开始便彻底驱使，削减营养，为减少人数而使其劳累消耗致死。而将那部分粮食转给身体强壮的人，提高生产效率。收容所完全成了效率第一、弱肉强食的世界。强者多吃多占，弱者连连倒下。劳动力不够用，又有新的囚犯像运家畜一样塞满货物列车从哪里运来。严重时候运输途中即有差不多两成死去，但谁都不放在心上。新来的几乎全是从西边运来的俄国人和东欧人，对鲍里斯来说，难得的是西边斯大林朝三暮四的强权政治似乎仍在继续。
我的计划是杀死鲍里斯。当然，杀死他一个人也无从保证我们处境好转，大同小异的地狱生活仍将持续下去。但不管怎样，我不能允许这个世界有鲍里斯这个人存在。如尼古拉所预言，他简直是条毒蛇，必须有个人砍掉他的脑袋。
我不惜一死。如能同鲍里斯对杀而死自是求之不得。但不许失败。必须等待万无一失那一瞬间的到来，一枪就让他乌呼哀哉。我作为他的秘书装出忠实工作的样子，同时虎视眈眈窥伺时机。然而鲍里斯——前面已经说过——是十分小心谨慎的人。他身边无论白天黑夜都有塔尔塔尔加影随形。纵使偶尔鲍里斯单独一人，没有武装的独臂的我又如何能杀死他呢？但我耐住性子等待时机到来。假如哪里有神存在的话，我相信机会迟早会降临。
1948年转来不久，收容所里传说日本俘虏兵终于可以回国了。说开春就会来船接我们回去。我就此问了鲍里斯。
“是那样的，间宫中尉，”鲍里斯说，“传说是真的。不远的将来你们会全部返回日本。国际舆论压力也越来越大，不可能永远把你们当劳动力使用下去。不过，怎么样，中尉，我有个建议——你有没有不是作为俘虏而作为自由的苏联公民留在这个国家的想法？你为我工作得十分出色，你走了找后任很不容易。反正你回日本也身无分文，相比之下笃定在我身边快活。听说日本吃都吃不上，人一个接一个饿死。而这里金钱女人权力应有尽有。”
鲍里斯的建议是认真的。大概认为我知道他个人秘密知道得太多，把这样的人放出手去未免有点危险。拒绝了，他或许为灭口把我除掉。但我已无所畏惧，我说谢谢你的建议，但自己放心不下留在故乡的父母和妹妹，还是想回国。鲍里斯耸了耸肩，没再说什么。
回国日期临近的3月一天夜里，杀他的绝好机会出现在我面前。当时房间里只鲍里斯和我两个人，总贴着他的塔尔塔尔也不在场。时近晚间9点，我一如往日整理账簿，鲍里斯对着桌子写信。他这么晚还在办公室里是很少有的事。他一边呷着玻璃杯里的白兰地，一边用自来水笔在信笺上疾驰。衣架上连同他的皮大衣和帽子挂着装有手枪的皮枪套。手枪不是苏军配给的大手枪，是德国造的瓦尔萨PPK。那是鲍里斯在多端河渡河战役后从俘虏的纳粹党卫军中校身上没收得来的。手枪擦得侵亮，枪柄打着闪电形状的SS标记。他侍弄手枪时我看得很仔细，知道弹舱里经常塞有8发实弹。
他如此把枪挂在衣架上实在十分罕见。谨小慎微的鲍里斯伏案工作时枪总是藏在右手下的抽屉里以便能随时抽出。但这天晚间不知何故他心情很好也很饶舌。大约因此而放松了平日的警惕。这对我正是千载良机。至于如何单手卸下安全检和如何将第一发子弹迅速上膛。这动作迄今我不知在脑海里重复了多少次。我毅然起身，装作去取文件的模样往衣架前走去。鲍里斯正专心写信，看也没看我一眼。通过时我悄悄从皮套里拔出手枪。手枪不大，一只手摇得严严的。无论握感还是稳定性，一上手我就知是一把好枪。我站在他面前，卸下安全检，双腿挟枪，右手将枪检往后一技送子弹上健。随着这干涩的一声轻响，鲍里斯总算抬起头来。我将枪口对准他的脸。
鲍里斯摇头叹了口气。
“对你是够可惜的：枪里没上子弹。”他给自来水笔拧好笔帽后说道，“上没上子弹从重量即可得知。上下摇一下看看，7．65毫米的子弹8发约有80克自重。”
我不相信鲍里斯的话。我迅速瞄准他额头，毫不犹豫扣动扳机。然而只吓一声平响。如他所说，里边没上子弹。我放下枪，咬住嘴唇。我已什么都思考不成。鲍里斯拉开抽屉，抓出一把子弹，摊在手心上给我看。原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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