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学，地震学，医学上，他们是已经著了相当的功绩的，也许是著者因为正在针砭“自大病”之故，都故意抹杀了。但总而言之，毕竟并无固有的文明和伟大的世界的人物；当两国的交情很坏的时候，我们的论者也常常于此加以嗤笑，聊快一时的人心。然而我以为惟其如此，正所以使日本能有今日，因为旧物很少，执著也就不深，时势一移，蜕变极易，在任何时候，都能适合于生存。不像幸存的古国，恃着固有而陈旧的文明，害得一切硬化，终于要走到灭亡的路。中国倘不彻底地改革，运命总还是日本长久，这是我所相信的；并以为为旧家子弟而衰落，灭亡，并不比为新发户而生存，发达者更光彩。
说到中国的改革，第一著自然是埽荡废物，以造成一个使新生命得能诞生的机运。五四运动，本也是这机运的开端罢，可惜来摧折它的很不少。那事后的批评，本国人大抵不冷不热地，或者胡乱地说一通，外国人当初倒颇以为有意义，然而也有攻击的，据云是不顾及国民性和历史，所以无价值。
这和中国多数的胡说大致相同，因为他们自身都不是改革者。
岂不是改革么？历史是过去的陈迹，国民性可改造于将来，在改革者的眼里，已往和目前的东西是全等于无物的。在本书中，就有这样意思的话。
恰如日本往昔的派出“遣唐使”〔18〕一样，中国也有了许多分赴欧，美，日本的留学生。现在文章里每看见“莎士比亚”〔19〕四个字，大约便是远哉遥遥，从异域持来的罢。然而且吃大菜，勿谈政事，好在欧文，迭更司〔20〕，德富芦花〔21〕的著作，已有经林纾〔22〕译出的了。做买卖军火的中人，充游历官的翻译，便自有摩托车垫输入臀下，这文化确乎是迩来新到的。
他们的遣唐使似乎稍不同，别择得颇有些和我们异趣。所以日本虽然采取了许多中国文明，刑法上却不用凌迟，宫庭中仍无太监，妇女们也终于不缠足。
但是，他们究竟也太采取了，著者所指摘的微温，中道，妥协，虚假，小气，自大，保守等世态，简直可以疑心是说着中国。尤其是凡事都做得不上不下，没有底力；一切都要从灵向肉，度着幽魂生活这些话。凡那些，倘不是受了我们中国的传染，那便是游泳在东方文明里的人们都如此，真是如所谓“把好花来比美人，不仅仅中国人有这样观念，西洋人，印度人也有同样的观念”了。但我们也无须讨论这些的渊源，著者既以为这是重病，诊断之后，开出一点药方来了，则在同病的中国，正可借以供少年少女们的参考或服用，也如金鸡纳霜〔23〕既能医日本人的疟疾，即也能医治中国人的一般。
我记得“拳乱”〔24〕时候（庚子）的外人，多说中国坏，现在却常听到他们赞赏中国的古文明。中国成为他们恣意享乐的乐土的时候，似乎快要临头了；我深憎恶那些赞赏。但是，最幸福的事实在是莫过于做旅人，我先前寓居日本时，春天看看上野〔25〕的樱花，冬天曾往松岛〔26〕去看过松树和雪，何尝觉得有著者所数说似的那些可厌事。然而，即使觉到，大概也不至于有那么愤懑的。可惜回国以来，将这超然的心境完全失掉了。
本书所举的西洋的人名，书名等，现在都附注原文，以便读者的参考。但这在我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因为著者的专门是英文学，所引用的自然以英美的人物和作品为最多，而我于英文是漠不相识。凡这些工作，都是韦素园，韦丛芜，李霁野〔27〕，许季黻四君帮助我做的；还有全书的校勘，都使我非常感谢他们的厚意。
文句仍然是直译，和我历来所取的方法一样；也竭力想保存原书的口吻，大抵连语句的前后次序也不甚颠倒。至于几处不用“的”字而用“底”字的缘故，则和译《苦闷的象征》相同，现在就将那《引言》里关于这字的说明，照钞在下面：——
“……凡形容词与名词相连成一名词者，其间用‘底’字，例如socialbeing为社会底存在物，Psy^chischeTra－uma为精神底伤害等；又，形容词之由别种品词转来，语尾有－tive，－tic之类者，于下也用‘底’字，例如specula－tive，romantic，就写为思索底，罗曼底。”
一千九百二十五年十二月三日之夜，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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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出了象牙之塔》厨川白村的文艺评论集，鲁迅译于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五年之交。在翻译期间，已将其中大部分陆续发表于当时的《京报副刊》、《民众文艺周刊》等。一九二五年十二月由北京未名社出版单行本，为《未名丛刊》之一。
〔2〕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四日《语丝》周刊第五十七期（发表时无最后二节）。后印入《出了象牙之塔》单行本卷末。
〔3〕指《苦闷的象征》第一部分《创作论》的第三节《强制压抑之力》。
〔4〕早稻田文学社即早稻田文学出版社。《早稻田文学》创刊于一八九一年，由坪内逍遥主编，至一八九八年停刊。一九○六年复刊，由岛村抱月主编，至一九二七年又停刊。该刊曾发表不少创作、评论和翻译，是研究日本明治时期文学的重要资料。
〔5〕“象牙之塔”原是十九世纪法国文艺批评家圣佩韦（1804—1869）批评同时代消极浪漫主义诗人维尼（1797—1863）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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