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去年就那样。抢现金押运车时给后视镜刮的。”
“脱下。”她并无兴致似的说道。
我脱下毛衣，她在椅旁架起长腿，开始用黑线缝腋窝。这段时间里我折回桌前，削罢午后用的铅笔，投入工作。不管谁说什么，在工作方面我这人却是无可挑剔的。我的做法是：从良心上尽最大努力在规定时间内做好规定的工作。若在奥斯威辛①[①奥斯威辛：波兰语称AMschwitz，波兰南部工业城市。二战期间德国法西斯曾在此设立大量关押残害犹太人的集中营]，我肯定大受赏识。问题是，我想，问题是适合我的场所无不落后于时代。我想这是奈何不得的。不必追溯到什么奥斯威辛和双座鱼雷攻击机。没有人再穿什么迷你裙，让·保罗和詹姆斯·迪思也不再听了。最后一次看穿连袜健美裤的女孩是什么时候来着?
时针指在3点，女孩照例把热日本茶和三块糕点端到桌面。毛衣也灵巧地缝好了。
“喂，跟你商量点事儿可好?”
“请。”说着，我吃了块糕点。
“11月旅行的事，”她说，“北海道怎么样?”
“不坏。”我说。
“那就定了。没有熊?”·
“有没有呢，”我说，“该冬眠了吧。”
她放心似的点下头：“对了，陪我吃次晚饭好么?附近有一家餐馆，虾蛮够味儿的。”
“好好。”我应道。
餐馆位于幽静的住宅街的正中，从事务所搭出租车只要5分钟。刚一落座，一身黑服的男侍应悄无声息地踩着椰树纤维地毯走过来，放下两块爬水板般大小的菜谱。我要了两瓶饭前啤酒。
“这儿的虾特好吃，活着煮的。”
我喝着啤酒“嗬”了一声。
女孩用纤纤的手指摆弄脖子上挂的项链坠儿，摆弄了好一会。
“有话想说，最好饭前说完。”话一出口我就后悔不该如此说话。总是这样。
她微微一笑。由于懒得把约四分之一厘米的微笑退回去，微笑便在嘴角逗留下来。店里空得很，连虾抖动胡须的声音都似乎听得到。
“现在的工作，中意?”她问。
“怎么说呢，对工作从没有这样考虑过。不满倒是没有。”
“我也没有不满。”这么说着，她吸了口啤酒，“工资不错，你们两人又和蔼，休假也享受得到……”
我沉默不语。已经许久没认真听人说话了。
“可我才20岁啊，”她继续道，“不想就这样到此为止。”，
上莱时间里，我们的谈话中断。
“你是还年轻，”我说，“往下要恋爱，要结婚，人生一天一个花样。”
“哪会有什么花样。”她用刀和叉灵巧地剥着虾壳，自言自语似的说道，“没有人喜欢我的。我这辈子也就缝缝毛衣、做个破玩艺儿逮蟑螂罢了。”
我唱叹一声，觉得陡然老了好几岁。
“你可爱、有魅力、腿又长，脑袋也够灵，虾壳都剥得精彩——肯定一帆风顺。”
她全然不声不响，闷头吃虾。我也吃虾。边吃虾边想水底的配电盘。
“你20岁时做什么来着?”
“追女孩啊！”1969年，风华正茂的岁月。
“和她怎么样了?”
“分手了。”
“幸福?”
“从远处看，”我边吞虾边说，“大多数东西都美丽动人。”
我们进人尾声的时候，店里开始一点点进人，刀叉声椅子吱扭声此起被伏。我点咖啡，她点咖啡和蛋奶酥。
“现在怎么过?有恋人?”她问。
我思付片刻，决定把双脑胎除外。
“没有。”我说。
“不寂寞?”
“习惯了，通过训练。”
“什么训练?”
我点一支烟，把烟朝她头上50厘米高处吹去：“我是在神奇的星辰下出生的。就是说，想得到的东西——不论什么——肯定到手。但每当把什么弄到手时，都踩坏了别的什么。可明白?”
“一点点。”
“谁都不信。但真是这样。三年前我就意识到了，并且这样想：再不想得到什么了。”
她摇头说：“那么，打算一生都这样过?”
“有可能。不给任何人添麻烦。”
“果真那么想的话，”她说，“活在鞋箱里最好。”
高见。
我们往车站并肩前行。由于穿了毛衣，晚间挺让人倔意的。
“OK，努力就是。”她说。
“没帮上什么忙。”
“谈谈心里就踏实多了。”
我们从同一月台乘上方向相反的电车。
“真不寂寞?”最后她又问一次。
我正找词回答，车进站了。
某一天有什么俘虏我们的心。无所谓什么，什么都可以。玫瑰花蕾、丢失的帽子、儿时中意的毛巾、金·皮多尼的旧唱片……全是早已失去归宿的无谓之物的堆砌。那个什么在我们心中仿惶两三天，而后返回原处。……黑暗。我们的心被掘出好几口井。井口有鸟掠过。
那年秋天一个黄昏俘虏我的心的，其实是弹子球。我和双胞胎一同去高尔夫球场8号洞区的草坪上观看火烧云。8号洞区是理想打数5的长洞区，一无坡二无障碍，唯独小学走廊一般平坦的草地径直铺展开去。7号洞区有住在附近的学生学吹长笛。在撕肝裂肺般的双高8度音阶练习的伴奏声中，夕阳在丘陵间即将沉下半边。就在那一瞬间，不知为什么，弹子球俘虏了我的心。
不仅如此，随着时间的推移，弹子球的形象在我心目中急速膨胀开来。一闭上眼睛，缓冲器击球的声音、记分屏蹦出数字的声音便在耳畔响起。
1970年，正是我和鼠在爵士酒吧大喝啤酒时期。那时我绝不是个执著的弹子球玩家。爵士酒吧里的弹子球机在当时是一台罕见的3蹼(flip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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