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突然记起似的架起腿，“原因么，肯定没任何原因。”
鼠喝去杯中大约一半啤酒，叹了口气，把杯放回桌面。
“我说杰，人都要腐烂，是吧?”
“是啊。”
“烂法许许多多。”鼠下意识地把手背贴在嘴唇，“但对于一个一个的个人来说，可选择的数量却好像非常有限。至多—一“两三个。”
“或许。”
泡沫出尽的剽啤酒如水洼一般沉在杯底。鼠从衣袋掏出瘪了的烟盒，将最后一支衔在嘴上。“可我开始觉得怎么都无所谓了。总之是要腐烂，对吧?”
杰斜拿着可乐杯，默默听鼠的话。
“不过人还是不断变化的。至于这变化有什么意义，我始终揣度不出。”鼠咬住嘴唇，望着桌面沉思，“并且这样想：任何进步任何变化终归都不过是崩毁的过程罢了。不对?”
“对吧。”
“所以对那些兴高采烈朝‘无’奔跑的家伙，我是半点好感都没有，没办法有。…·包括对这个城市。”
杰不语，鼠也不语。他拿起桌上的火柴，慢慢让火烧到火柴杆，点燃烟。
“问题是，”杰说，“你自身将要变。是吧?”
“确实。”
静得不能再静的几秒钟流过，大约10秒吧。杰开口道：
“人这东西，天生笨得出奇，比你想的笨得多。”
鼠将瓶里剩的啤酒倒进杯子，一气喝干。“犹豫不决啊：”
杰点几下头。
“很难下决心。”
“感觉出来了。”如此说罢，杰说累了似的现出微笑。
鼠慢慢立起，把烟和打火机揣进衣袋。时针已指过1点。
“晚安。”鼠说。
“晚安。”杰说，“对了，有谁这么说过：促走路，多喝水。”
鼠向杰一笑，开门，上楼。街灯明晃晃照出空无人影的大街。鼠弓腰坐在铁路护栏上，仰望夜空。心里想：到底喝多少水才算够呢?
西班牙语讲师打来电话，是11月连休刚结束的星期三。快午休时，合伙人去了银行，我在事务所的餐厨两用房间里吃女孩做的意大利面条。意面多煮了两分钟，又没用罗勒调味，而用切细的紫苏撒在上面，但味道不坏。正当我们讨论意面做法时，电话铃响了。女孩接起，说了两三句，耸耸肩把听筒递给我。”宇宙飞船’的事，”他说，“去向弄清楚了。”
“哪里?”
“电话不好说。”他说。
双方沉默片刻。
“您的意思是?”我问。
“就是：电话中说不明白。”
“就是说不如一见喽？”
“不，”他嗫嚅道，“即使摆在您眼前，也说不明白。”
我一下子上不来词，等他继续下文。
“不是故弄玄虚，也不是开玩笑，反正想面谈。”
“好的。”
“今天5点可以吗?”
“可以。”我说，“不过能玩么?”
“当然能。”他说。
我道谢放下电话，接着吃面条。
“要去哪儿?”
“打弹子球去。去哪不知道。”
“弹子球?”
“恩，用球蹼弹球。——”
“晓得。可干嘛打什么弹子球。—。”
“这———这个世上有许许多多以我辈的哲学无法推测的东西。”
她在桌面手托下巴思索。
“弹子球打得很好?”
“以前。是我唯一能怀有自豪的领域。”
“我却什么都没有／
“也就无所谓失。”
她再度沉思。我吃最后一部分面条，吃罢从电冰箱拿姜汁清凉饮料喝。
“迟早要失去的东西没多大意义。必失之物的荣光并非真正的荣光。”
“谁的话?”
“谁的话忘了。不过所言不差。”
“世上有不失去的东西?”
“相信有。你也最好相信。”
“努力就是。”
“我也许过于乐观，但不怎么傻。”
“知道。”
“非我自吹，这比相反情况好得多。”
她点头：“那么，今晚是要去打弹子球喽？”
“是。”
“举起双手。”
我朝天花板举起双手。她仔细检查腋窝。
“OK，去好了。”
我和西班牙讲师在上次那家咖啡馆碰头后，马上钻进出租车。顺明治大街一直走，他说。出租车起跑后，他掏香烟点燃，也给我一支。他身穿灰西服，扎一条有三道斜纹的蓝色领带。衬衣也是蓝色，比领带赂浅。我则灰毛衣蓝牛仔裤加一双烟熏火燎的轻便运动鞋。活活一个被叫到教导处的差劲儿学生。
出租车穿过早稻田大街的时候，司机问还往前吗?讲师告以目白大街。出租车前行不久，驶入目白大街。
“相当远吧?”我问。
“相当之远。”他说着，找第二支烟。
我用视线跟踪一会窗外闪过的商业街景。
“找得够辛苦的了。”他说，“第一步是逐个查询收藏者名录。问了二十人左右——不仅东京，全国都问了。但收获是零。任何人知道的情况都没超过我们。第二步是问做旧机器生意的人。人数不多。只是，查阅品种目录花了不少精力，数字太大了。”
我点头，看他给烟点火。
“但知道时间这一点很有帮助—是1971年2月间的事。请人家查了：是有吉尔巴特—桑斯、‘宇宙飞船’、连续编号165029。1971年2月3日废弃处理。”
“废弃处理?”
“废品。就像《金手指》里的那玩艺儿。压成方形回炉，或沉到港湾里去。”
“可是你……”
“阿，请听下去。我灰心丧气，向对方道谢回家。可心里总有什么放不下。类似直感的感觉告诉我：不对，不是那样的。第二天我再次跑到旧机器商那里，去了废铁仓库。看了20来分钟拆废作业，然后进办公室摸出名片——大学讲师这名片对不知底细的人多少有些作用。”
他说话速度比上次见时略快。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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