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着往常的职责，每天晚上系好领带到店里去，同要好的常客聊天，听取员工们的意见和抱怨，打工的女孩过生日送她一点小礼物，音乐家来玩时招待喝酒，请其品尝鸡尾酒的味道。时时提醒乐队调准钢琴，提醒酩酊大醉的客人别影响其他客人，有什么纠纷即时化解。店的经营近乎过分地风调雨顺，我周围的一切事物都柳暗花明。
只是，我已经不像过去那样对两家店满怀热情了。别人也许看不出来。外表上我同以前毫无二致，甚至比以前还要和风细雨、还要侃侃而谈。然而自己心中有数。坐在吧台的高脚椅上环视，较之过去，似乎很多东西都显得黯然失色、呆头呆脑，已经不再是色彩绚丽工艺精湛的空中花园了，无非随处可见的吵吵嚷嚷的普通酒吧。一切都那么造作那么浅薄那么寒伧，不过是以掏酒鬼口袋为目的而建造的舞台装置罢了。我脑海中的幻想不觉之间已荡然无存。
为什么呢？因为岛本已不再出现，因为她再也不会微笑着要鸡尾酒。
家里的生活也同过去一样。我和她们一起吃饭，星期天领孩子外出散步、逛动物园。有纪子也对我——至少表面上——一如既往。两人依然说这说那。大体说来，我和有纪子像是碰巧住在同一屋顶下的老朋友一样生活着。这里有不宜诉说的话语，有不能提及的事实。但我们之间没有冷嘲热讽的气氛，只是不相互接触身体而已。晚问分开就寝，我睡客厅沙发，有纪子睡卧室。这或许是我们家里惟一有形的变化。
有时也认为一切最终不过是逢场作戏罢了，我们不外乎在一个接一个熟练地扮演派到自己头上的角色。所以，纵然有什么宝贵东西从中失去、恐伯也是可以凭借技巧而并无大错地度过一如往日的每一天的。如此想法使得我很不好受。这种空虚的技巧性生活难免伤透了有纪子的心，可是我仍无法对她的问话做出回答。我当然不想同有纪子分手，这是不言而喻的。然而我已不具有如此表明的资格，毕竟我曾一度想抛弃她和孩子。不能因为岛本消失不再回来了，自己就顺理成章地重返原来的生活。事情并不那么简单，也不应那么简单。何况岛本的幻影犹然在脑海中挥之不去。幻影是那船鲜明和生动，一闭眼就能历历记起岛本身体的每一细部。她肌肤的感触还真真切切地留在我的手心，语音还萦绕在我的耳畔，我不能带着如此幻影搂抱有纪子。
我想尽量只身独处，而又不晓得应做什么，于是天天早上都去游泳池。之后去办公室，独自眼望天花板，永无休止地沉浸在岛本的幻想之中。对这样的生活我也想在哪里划上句号。我是在将同有纪子的生活中途搁置的情况下、在保留对其作出答案的情况下生活在某种空白当中，而这样的状态是不能永远持续下去的，无论怎么考虑都是不对的。我必须负起作为丈夫作为父亲的责任，然而实际上又全然无能为力，幻想总在那里，总是牢牢抓住我不放。若遇上下雨，情况就会更糟。一下雨，一股错觉便朝我袭来，以为岛本即将出现在这里，她夹带着雨的气息轻轻推开门。我可以想象出她浮在脸上的微笑。每当我说错什么，她便面带微笑静静地摇头。于是我的所有话语都颓然无力，恰如窗玻璃上挂的雨珠一般从现实领域缓缓地滴落下去。雨夜总是那么令人胸闷。它扭曲了现实，让时间倒流。
看幻影看累了，我便站在窗前久久打量外面的景致。感觉上就好像自己不时被孤零零地抛弃到没有生命迹象的干裂的大地，纷至沓来的幻影从周围世界将所有色彩尽皆吮尽吸干。
目力所及，所有事物和景物都那么呆板那么虚无，就好像敷衍了事地建造出来似的，而且无不灰蒙蒙一片沙尘色。我想起告诉我泉的消息的那个高中同学，他这样说道：“活法林林总总，死法种种样样，都没什么大不了的。剩下来的惟独沙漠。”
接下去的一星期，简直就像等待我似的接连发生了几件怪事。星期一早上，我蓦然想起那个装有十万日元的信封，便开始寻找。倒也不是有什么特殊目的，只是心有所动。很多年来我一直把它放在办公桌抽屉里没动，上数第二个抽屉，上着锁。搬来这里时连同其他贵重物品一起放进了这个抽屉，除了有时看看它在不在外，一直未曾触动。不料抽屉里没有信封。这是非常不正常的、离奇的。因为记忆中从未把信封移去别处，这点我有百分之百的把握。出于慎重，桌子其他抽屉也全部拉出，翻了个底朗上，然而还是没找到，哪里也没有。
最后见到那个装钱的信封是什么时候呢？我记不起准确日期。虽然不太久远，但也并非最近。也许一个月前，也许两个月前，或者三个月前亦末可知，总之是在不甚久远的过去我曾拿出信封，清楚地确认它仍然存在。
我全然搞不清怎么回事，坐在椅子上定睛看了好一会儿抽屉。莫非有人进入房间打开抽屉而只愉走了信封不成？这种事基本上不会发生（因为桌子里除此之外还有现金和值钱东西），但作为可能性也并非绝对没有。也可能我记忆中有重大失误。说不定自己不知不觉之间处理了那个信封，而又将此记忆丢个精光。这种情况也不是完全不会出现。也罢，怎么都无所谓了，我说服自己，本来就打算迟早要处理掉它，这样倒也落得省事。
然而在我接受信封消失的事实、在自己意识中将信封的存在与不在明确置换位置以后，理应伴随信封存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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