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听见这句祷词，小学生天吾就不由得思考：“那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国度?”那里会不会有NHK?一定不会有。既然没有NHK，就不会有收款。如果是这样，也许那国度早点降临才好。
天吾一次都没和她说过话。虽然在一个班级，天吾却从来没有和她搭话的机会。少女总是远离群体，孤独一人，没有必要就和谁都不说话。看样子不可能特地走到她面前，跟她打招呼。但天吾心里十分同情她。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休息日都不得不跟在父母后面四处挨家按门铃。尽管有传教活动和收款业务的不同，但不由分说地强迫孩子们扮演这种角色，对他们的心灵是何等严重的摧残，天吾深有体会。星期天，孩子们应该和小伙伴在一起尽情地玩耍嬉戏，而不应去威吓人家征收款项，也不应去四处宣扬恐怖的世界末日。那种事——如果真有必要做的话——让大人们去做就行了。
天吾只有过那么一次，由于小小的冲动，曾向那少女伸出援助之手。那是四年级的秋天，在上理科实验课时，和她一个实验台的同学对她恶语相向。因为她弄错了实验步骤。究竟是什么样的错误，他已经没有印象了。当时一位男同学揶揄她，提到她参与“证人会”的传教活动，挨家挨户地散发荒唐的小册子，还叫她“尊主”。这应该说是少见的事。因为大家平时不欺负她也不捉弄她，不如说把她当作根本不存在的东西，彻底地漠视。但像理科实验这样的协同作业，不可能只把她一个人排除在外。当时那些话骂得相当恶毒。天吾本来是另一个小组的，使用旁边的实验台，但他再也无法置若罔闻。不知为何，他只是觉得不该放任不管。
天吾走过去对她说，要她换到自己的小组来。没有深思熟虑，也没有丝毫犹豫，几乎像条件反射一般，他这么做了。并且仔细地把实验要领说给她听。少女全神贯注地听着天吾说明，仔细地理解，没有再犯相同的错误。在同一个班级的两年间，天吾还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跟她交谈。天吾成绩好，又长得高大强壮，大家都对他另眼相看。所以没有人因为天吾袒护了她而戏弄他——至少在当时那个场合。但由于袒护了“尊主”，他在班级里的声望似乎在无形中下降了一个级别。恐怕是因为和那位少女有了瓜葛，被认为染上了污垢吧。
但天吾对此毫不介意，因为他深知她是个很普通的女孩儿。如果父母不是“证人会”信徒，她当然会作为一个普通的女孩长大成人，被众人接纳，肯定也会有要好的朋友。但只因为父母是“证人会”的信徒，她在学校竟受到像隐形人一般的待遇，谁也不跟她说话，甚至看都不看她一眼。天吾觉得这极不公平。
天吾与少女此后并没有什么交谈。没有交谈的必要，也没有交谈的机会。但每当视线偶然相触，她的脸上就会浮出隐约的紧张。他看得明白。也许天吾在理科实验课上的行为，让她觉得困惑。也许她心生愤怒，觉得他是多管闲事。对此，天吾捉摸不透。他还是个孩子，不会从对方的表情中读出细微的心理变化。
然后有一天，少女握了天吾的手。那是十二月初一个晴朗的下午，窗外能望见高远的天空和雪白笔直的云。在下课后清扫完毕的教室里，偶然只剩下了天吾和她两个，再无别人。她仿佛下了决心，快步穿过教室，来到天吾面前，站在了他身旁。然后毫不犹豫地握住了天吾的手，仰面注视着他(天吾大概比她高十厘米)。天吾吃了一惊，也注视着她，两人视线叠合。天吾在对方的瞳孔中看到了从未见过的透明的深邃。那少女无言地久久紧握着他的手，非常有力，一瞬间都不曾放松。然后她放开了手，裙裾翻飞，小跑着出了教室。
天吾莫名其妙，目瞪口呆地站着不动。他的第一反应是，幸好没人看见。万一被谁看见，天知道会闹出什么乱子来。他环顾四周，先是长舒一口气，随后陷入了深深的困惑。
从三鹰站到荻洼站问坐在对面的母女俩，没准也是“证人会”的信徒，正赶赴例行的星期日传教活动。鼓鼓的布手提袋里，看上去也很像塞满了《洪水之前》小册子。母亲手中的阳伞和少女眼中闪烁的光芒，让天吾想起了同班那位寡言的少女。
不，电车中的两人也许不是什么“证人会”的信徒，只是正赶去上课外班的普通的母女俩，布手提袋里装的也许只是钢琴乐谱、练习书法用的文具。一定是我对各种事物过于敏感了。天吾心想。于是闭上眼睛，缓缓地舒了口气。星期天，时间流逝的方式显得很奇妙，种种景象奇怪地扭曲着。
回到家，简单地做了顿晚饭吃。细想起来，其实午饭也没吃。晚饭后，想起该给小松打个电话，他肯定想知道会见的结果。但这天是星期天，他不上班。天吾不知道小松家里的电话号码。算了，随它去。如果想了解情况，他大概会打电话来的。
时钟的指针转过了十点，正打算上床睡觉时，电话铃响了。他猜测大概是小松，拿起听筒，传来的却是年长的女朋友的声音。
“哎，后天下午我到你那儿去一小会儿行吗?不过没办法待太长时间。”她说。
背后可以听见轻轻的钢琴声。好像她丈夫还没回家。行啊。天吾回答。她来的话，《空气蛹》的改写工作就得暂时中断。但听着她的声音，天吾感觉自己强烈地渴望她的身体。挂断电话后，他走到厨房，把肯塔基波本威士忌倒进玻璃杯里，站在洗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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