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次事件毫无关系。尽管如此，“黎明”的母体毕竟是“先驱”，这是难以否定的事实，假如与此次事件相关，当局认为有必要进行某种形式的调查，即便是为了避免招致不必要的误解，教团“先驱”也做好了主动接受调查的准备。本教团是面向社会开放的合法团体，没有任何实情需要隐瞒。如果需要我们公开相关信息，我们愿意尽力回应当局的要求。
数日后，像是在回应这份声明，山梨县警方携带搜查令进入教团内部，花了整整一天在宽广的教团用地上转悠，仔细搜查了设施内部和各种文件。有几位教团干部接受了讯问。虽然表面上已经宣告诀别，只怕在分离后两者的交流仍在继续，“先驱”在地下参与了“黎明”的活动——这就是调查当局的怀疑。但像样的证据却一件也没发现。只看见在美丽的杂木林中，木结构的修行设施沿着小径散见于四处，许多身着朴素修行衣的人在那里致力冥想和严格的修行。旁边有信徒在干农活。保养完善的农机具和重型机械一应俱全，就是找不到像武器的东西，也看不到暗示暴力的东西。一切都很清洁，秩序井然。有洁净的食堂，有住宿设施，还有简单(但深得要领)的医疗设施。两层楼的图书馆里，收藏有许多佛典及佛教著作，由专家负责的研究和翻译工作正在进行。与其说是宗教设施，这里更像小而整洁的私立大学校园。警察们垂头丧气，几乎是两手空空地回去了。
几天后，这一次是报纸和电视的记者得到教团邀请，他们在那里见到的景象，和警察们看到的基本相同。不是那种老一套的经过精心安排的采访，记者们无人陪伴，可以任意采访教团内任何场所，自由地和任何人交谈，将内容写成报道。但是为了保护信徒的隐私，教团与媒体事前约定，只能使用教团方面许可的影像和照片。几位身着修行衣的教团干部在集会用的大房间里回答了记者的提问，针对教团的成立、教义和运营方针进行了说明。说话客气而直率，宗教团体常见的那种宣传口气被彻底排除。他们与其说是教团干部，不如说更像熟悉做提案的广告公司高级职员。只是身上穿的衣服不同而已。
我们并不拥有明确的教义。他们介绍说。成文的手册那样的东西，我们并不需要。我们所做的，是对初期佛教的原理性研究，是对当时实施的种种修行的实践。通过这种具体的实践获得并非字义上的，而是更有流动性的宗教觉醒，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诸位不妨这样理解：每个人这种自发的觉醒，汇集起来就将形成我们的教义。不是先有教义再有觉醒，而是先有每个人的觉醒，最终就会自发地诞生决定我们的佛法的教义。这就是我们的基本方针。在这层意义上，我们同现有宗教的性质截然不同。
关于资金，目前我们同许多宗教团体一样，一部分是依赖信徒的自发捐款。但最终我们不会躺在捐款上无忧无虑，而是将建设以农业为中心的自给自足的朴素生活。在这样一种“知足”的生活中，净化肉体磨炼精神，争取获得灵魂的安宁。对竞争社会的物质主义感到虚妄的人们，为了追求一种更有深度的坐标，接连不断地来敲我们教团的门。其中受过很高的教育、从事专门职业、已经拥有社会地位的人也不少。我们和世间所谓“新兴宗教”是截然不同的。我们不是那种随意受理人们的现世烦恼、大包大揽地要救助世人的“快餐式”宗教团体，也无意追求这样的方向。救助弱者固然十分重要，不过，如果将我们理解为向具有高度自我救助意识的人提供适当场所与帮助的、与宗教的“研究生院”类似的团体，大概更接近实情。
“黎明”的人和我们之间，针对运营方针问题在某个时间点发生了极大的意见分歧，有一段时期甚至还针锋相对。但经过商谈达成了温和的协议，决定大家分离。他们也自成一体，纯粹而禁欲地追求理想，结果竟形成那样的惨案，这只能说是一场悲剧。他们过于教条，以致丧失了与活生生的现实社会的结合点，恐怕是最大的原因。我们应当借这个机会，更加严格地律己，同时还应铭记在心：必须坚持做一个对外开放的团体。暴力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希望诸位理解，我们不是一个将宗教强加于人的团体。我们既不劝诱别人人教，也不攻击其他宗教。我们所做的，是为寻觅觉醒和精神追求的人提供恰当而有效的共同体环境。
媒体界人士大多怀着对这个教团的善意印象踏上了归程。信徒不分男女都纤细瘦削，也比较年轻(有时也能看到高龄信徒)，目光清澈美丽，说话彬彬有礼，举止温文尔雅。信徒大都不愿多谈往事，但许多人似乎受过很高的教育。为记者提供的午餐(据说与信徒平时吃的基本相同)虽然简单朴素，却都是从教团的农田里刚采摘来的新鲜食材，相当美味。
于是，许多媒体都将转去“黎明”的那部分革命集团，定义为必然从朝着追求精神价值的方向迈进的“先驱”中被筛落的不肖之子。在八十年代的日本，激进的暴力革命思想已然落后于时代。一九七〇年前后曾追求激进政治理想的青年，现在已就职于各种企业，在经济这个战场的最前线打拼厮杀。要不就是同现实社会的喧嚣与竞争保持着距离，在各自的位置上勤勉追求个人价值。总之，世间潮流突变，政治季节成了遥远的过去。“黎明”事件虽然是个极其血腥而不幸的变故，但以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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