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开车把我们送去机场。猫在助手席上老老实实蹲着，不时放屁，这从司机不时开一下窗户即可知道。路上我提醒他如何关照猫——掏耳方法、出售粪便除臭剂的商店、投食量等等。
“请您放心，”司机说，“注意爱护就是，毕竟是我给它命名的嘛。”
路面空得很，车如产卵期溯流而上的大马哈鱼向机场一路疾驰。
“为什么船有名，而飞机没名呢？”我问司机，“为什么只叫971航班或326航班，而不分别命名为‘铃兰号’或‘雏菊号’什么的呢？”
“肯定与船相比数量大多的缘故，大批量生产的玩意儿。”
“是吗？船也算大批量生产的么，数量比飞机还多。”
“不过，”司机停顿数秒，“作为现实问题，东京城里的公共汽车也是不可能一一命名的。”
“公共汽车要是一一命名该多有意思！”女友插进来。
“但那样一来，乘客岂不是要挑肥拣瘦？比如从新宿去千驮谷，要乘‘羚羊号’而不坐‘骡子号’。”司机说。
“你说怎么样？”我问女友。
“的确，是没人坐‘骡子号’。”女友回答。
“那一来‘骡子号’司机就可怜了。”司机做司机式发言，“而‘骡子号’司机是没有罪过的。”
“是的是的。”我说。
“是啊，”女友说，“可‘羚羊号’仍是可以乘的。”
“喏，”司机说，“问题就在这里。船所以有名字，是大批量生产之前约定俗成沿袭下来的。原理上同给马取名是一回事。所以，当做马来使用的飞机就是自有其名号的。例如‘圣路易之魂’和‘快乐的爱诺拉’等等，显然有意识交流在里边。”
“就是说是因为根本上是属于有生命的喽？”
“正是。”
“那么，目的性这东西对于名字是次要因素？”
“是的。仅有目的性用番号即可，就像犹太人在奥施维茨被干掉那样。”
“果然。”我说，“那是就名字的根本在于生命的意识交流作业这一前提而言。为什么车站和棒球场有名字呢？尽管不是生命体？”
“车站没有名字不好办的嘛！”
“所以希望你不是从目的而是从原理上加以说明。”
司机认真沉思起来，以致没注意信号变绿，后面紧跟的露营车改装的“王牌”按响模仿《荒野七人》序曲的喇叭。
“大概没有互换性的缘故吧。比方新宿站只有一个，不能同涩谷站相替换——无互换性和非大批量生产。归结为这两点如何？”司机说。
“要是新宿站在江古田多好玩！”女友道。
“新宿站在江古田，就是江古田站。”司机反驳。
“可要是小田急线也一起带去呢？”
“话说回来吧，”我说，“假如车站具有互换性会怎么样呢？假如——我是说假如——国营电气列车站统统是大批量生产的折叠式，故而新宿站同东京站可以整个替换的话呢？”
“简单：在新宿就是新宿站，在东京就是东京站。”
“既然如此，名字就不是附属于物体，而是附属于作用的。这不还是目的性吗？”
司机沉默下来。但这次沉默没那么长。
“我忽然心想，”司机道，“我们是否应该对这些东西多少投以温和的目光呢？”
“你意思是？”
“就是说，城镇啦公园啦道路啦车站啦棒球场啦电影院啦全都有名字——作为它们固定于地面的代价而被赋予名字。”
新见解。
“那么，”我说，“假定我完全放弃意识而牢牢固定化于某处，我怕也会得到像模像样的名字吧？”
司机瞥一眼我映在后视镜中的脸。眼神充满狐疑，仿佛在说莫非哪里设有圈套。“固定化？”
“如冷冻起来等等。像森林里的睡美人那样。”
“你不是已经有名字了么？”
“是啊，”我说，“忘了。”
我们在服务台领了登机牌，向跟过来的司机道声再见。看样子他想送到最后，但距起飞还有1个半小时，只好作罢返回。
“人真够特殊的。”女友说。
“有个地方专门住这类人。”我说，“在那里奶牛到处找钳子。”
“有点像《岭上我的家》。”
“或许。”我说。
我们走进机场餐厅，提前吃午饭。我点炸虾奶汁烤菜，她要意大利面条。窗外747和洛克希勒喷气式以令人想起某种宿命的庄重飞上飞下。她不无怀疑地一条条检查面条吃着面条。
“我一直以为飞机上供饭呢。”
“哪里。”我等口里的烤菜块儿稍凉些后吞进去，赶紧喝口凉水。“供饭的是国际航线。国内航线若是远距离也有提供盒饭的，只是不怎么可口。”
“电影呢？”
“没有。札幌一个钟头多一点点就到了。”
“那，岂不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没有。坐在座位上看一会书就到目的地，跟公共汽车一样。”
“没有信号？”
“嗯，没有信号。”
“得得。”她叹息一声。随后放下叉子，用纸巾擦拭嘴角。面条剩下一半。“也用不着取名字？”
“是啊，无聊得很。无非时间大大缩短罢了。坐火车要12小时。”
“那，剩下的时间哪里去了？”
我也吃一半不吃了，又要一杯咖啡。“剩下的时间？”
“坐飞机不是节省十多个小时么？那么长时间到底去了哪里？”
“时间哪里也没去，加算上去而已。我们可以在东京或札幌自由支配这10个小时。10小时可以看4部电影，吃两次饭。对吧？”
“要是一不想看电影二不想吃饭呢？”
“那是你的问题，时间没有责任。”
她咬起嘴唇，观望一会虎背熊腰的747机体。我也一起望。747总使我想起以前家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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