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帝也会同时跟一百万人通话。”
“我是不大明白，这可是正统解释？就是说——怎么说呢——从神学角度而言。”
“我是激进派，同教会不对脾气。”
“唔”
车大约行驶了50米。我叼香烟准备点火，这才意识到自己一直紧攥着打火机。我把那小子递给我的这个带有羊徽的法国制烟具下意识带了出来。银打火机已完全适应了我的手心，就像生来始终在我手心似的。无论重量还是手感都无可挑剔。我想了一会，归终决定据为己有。打火机少一两个谁都不至于不便。我开关两三次，然后给烟点上火，揣进衣袋，而将一次性打火机投进车窗袋里。
“几年前先生告诉我的。”司机突然说。
“告诉什么？”
“上帝的电话号码。”
我轻叹一声，轻得几乎听不出来。是我脑袋不正常，还是他们神经出问题了呢？
“只悄悄告诉你一个人？”
“是的，只悄悄告诉我自己。一个出类拔萃的人。您也想知道？”
“可能的话。”我说。
“那我说给您听：东京945……”
“等一下。”说着，我掏出手册和圆珠笔记下电话号码。
“告诉我这样的人不要紧么？”
“不要紧的。也不是任何人都告诉，但你像个好人。”
“谢谢。”我说，“可是向上帝说什么好呢？我又不是基督教徒。”
“我想那不是什么大问题。只要你如实他说出自己所想的所苦恼的就行。哪怕再无聊无谓的话，上帝都绝对不会厌倦、不会嘲笑的。”
“谢谢你。打打看。”
“打打好。”司机说。
车开始顺利行进，前方已现出新宿的楼字。车到新宿之前我们再没说什么。
4．夏日的结束和秋天的开始
车到目的地时，街头已笼罩在淡蓝色的暮霭之中。告知夏日结束的凉爽的风滑过楼字间的空隙，拂动下班归来的女孩们的裙边。她们凉鞋的“咯噔”声，回荡在瓷砖贴面的人行道上。
我爬上一座大厦的最顶层，走进轩敞的酒吧，要了HEINEKEN啤酒①。啤酒上来等了10分钟。这时间里我把臂肘拄在椅扶手上，支颐合目。什么也想不起来。闭上眼睛，响起几百个小人拿扫帚在我脑袋里清扫般的声音。他们连续扫个没完，谁也没想到用垃圾铲。
①一种荷兰啤酒，酒精含量较低，一般译为“喜力”。
啤酒端来，我喝了两口。小碟里的花生豆也全部吃了。已不再闻扫帚声。我走进收款机旁边的电话间，给耳朵漂亮的女友打电话。她不在她的房间也不在我的房间。大概到哪里吃饭去了。她绝对不在家里吃饭。
接着，我拨动分手妻子的新公寓电话号码。铃响两次时我转念放下听筒。想来也没什么可说的，并且我也不愿意被看成没有神经之人。
此外便没地方可打电话了。在这座足有一千万人流动往来的城市的正中，可以打去电话的对象只有两个，且一个是离婚的妻子。无奈，我把10元硬币放回衣袋，走出电话间，向身旁走过的男侍者要了两瓶HEINEKEN。
一天即将这样过去。有生以来似乎还没有过如此无趣的一天。夏日最后一天本应多少有它的情趣才是。然而这一天竟给人拉扯得团团转，拨弄得团团转。窗外阴冷的初秋夜色横陈开来。地上小小的黄色街灯永无尽头地列队而去。从上面看去，就好像在等人将它一脚脚踩灭。
啤酒端来。我拿起一瓶打开，把两碟花生全部倒在手心，依序吃将下去。邻桌四个学游泳归来的中年妇女一边唧唧喳喳说着什么，一边啄着五颜六色的热带鸡尾酒。男侍者站得笔直，唯脖颈稍歪打着哈欠。另一个男侍者向一对中年美国夫妇介绍菜谱。我吃掉所有花生，喝干第三瓶啤酒，之后再没事可干。
我从牛仔裤屁股口袋里拽出信封打开，一张张数点这捆万元钞。扎着纸条的新钞捆，与其说是钞票，莫如说更像扑克牌。数到一半，手指刺刺地作痛。数到96时，一个年老的男侍者走来撤下空瓶，问我再来一瓶如何。我数着钞票默默点头。看起来他对我数钞票毫无兴致。
数罢150张，装回信封，插回屁股口袋。这工夫新啤酒上来。我又吃了一碟花生豆。吃完心想为什么这么能吃呢？答案只有一个：肚子饿了。想来早上到现在只吃了一块水果蛋糕。
我叫男侍者拿菜谱给我看。煎蛋卷没有，但有三明治。我要了奶酪黄瓜三明治。问附加物，说是炸马铃薯片和泡菜。我不要炸马铃薯片，让他把泡菜加大一倍。顺便问有没有指甲剪。当然有指甲剪。宾馆里的酒吧实在应有尽有。一次我曾在宾馆酒吧借过《法日辞典》。
我慢慢喝啤酒，慢慢看夜景，慢慢在烟灰缸上剪指甲。然后又看一次夜景，给指甲打锉。如此时间里，夜深了下去。在消磨城市时间方面，我正往专家水平逼近。
天花板扩音器呼唤我的名字。一开始没听出是我的名字。播完几秒钟后，我的名字才渐渐带有我名字固有的性质，不久在我头脑中变成纯粹的我的名字。
我扬手做个手势，男侍者把手提式无线收发报机送到桌前。
“原定计划有所变更，”一个听过的声音说道，“先生情况急转直下，已再没多少时间。所以，给你的时间期限也要提前。”
“提前多少？”
“一个月。不能再等。一个月后羊找不到，你就万事皆休，哪里都不存在你的归宿。”
一个月，我转了下脑筋。但我头脑中时间观念如一团乱麻，一个月也罢两个月也罢似乎无甚区别，原本就没有基准说找一只羊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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