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沉默。
“何况她是因为对警察开枪，让警官重伤之后才被逮捕。这么一来，谁都深信她是凶手。检察官和法官，就算觉得又有点不可能，也会认定她是凶手，判她重刑。这是谁都预想得到的，所以没有人敢挺身作证。如果有人挺身说案发事看过她，这个人会怎么样？当然会被当作凶手的同伙。就算无法马上肯定，可以想象那个人也会被怀疑，惹上一堆麻烦。”
“对，有常识的人都不会这么做。当时的菲律宾，吸大麻、吃迷幻药的大有人在，一旦和某案件扯上关系，便有可能被冠上其他罪名。”
“你的意思是，席皮特其实有不在场证明?”
“如果她不是凶手的话，那是当然的。这么一来，可能有人能够为她的不在场作证，但是那个人不敢挺身而出。因为她开枪攻击了警官，，替她作证就等于亲口承认自己是凶手。”
“但是，芮娜丝.席皮特没有对还处于被怀疑阶段的话，能证明她不在场的人还是有可能会出面。也许是不熟的人、也许是亲戚，总是可能会出来作证。如果这样，警方会怎么做？她是女的，而且只有一只手，要砍断死者的头，搬运一个一百八十多公分的大男人，这种费力气的活对她而言简直是天方夜谭。何况她没有大型螺丝、切段加工的工具，也没有地方可以加工尸体。”
“嗯嗯。”
“还有，凶手会让自己的义手有硝烟反应后，在和行凶枪支一起丢在现场附近吗？再怎么样都会带走。这样的话，警方可以合理怀疑这个证明是假的。在这种情况下，就算逮捕了她，也很难起诉。檢察官再怎麼努力，也很難判她有罪。这样的话，便很难有一个决定性的关键逮捕她；而在这种情形下，法院也不容易下达逮捕令。”
“嗯。”
“相较之下，也许菲律宾的法院可能会比较容易发出逮捕令，但是这种情况呢？应该也很难吧。要是现场有她染血的指纹、或有谁目击她从现场出来、或在她家地板找到弗兰哥的血迹——当然是没有加抗凝剂的血迹，如果真的发现了这些证据也罢；但事实却不然。在这样的情况下发出逮捕令的话，就表示法院认定，在缺乏证据的情况下，一个独臂且未成年的女孩子，单独做了这么大的案子。就算你是法官，也会很不以为然吧。”
“你是说，如果那个女孩子没开枪的话，就很难逮捕她？”
“是的，拉莫斯先生。就算她开枪，但对象不是刑警的话，就会变成另一个故事。也许会以和弗兰哥无关的名义起诉，罪名也会更轻。不过就因为她开枪，而且是对刑警开枪，才会变成那样。”
“对席皮特而言，这是能想到的最坏的结果。”
“没错。所以她被当作杀害弗兰哥的凶手。如果缺少这些发展的其中任何一项，她应该不至于被怀疑杀害了弗兰哥。”
“这我懂。那她为什么要开枪？如果不是凶手的话，到底有什么理由要开枪？何况是对警官。”
“这之后再研究。”
“等一下，医生。身为退休的菲律宾警官，我不能同意。不是凶手的人，居然有理由开枪袭警，这一点无论如何我都无法想象。”
“什么理由？”
洁好像不想讲，但被问得没办法。只好说了：“她最重要的人身受重伤，快要死了，不立即赶过去的话，那个人可能没命。如果她被当作重要关系人带走，可能暂时无法自由行动；这么一来，那个人肯定会死。这就是她当时的处境。”
“哦哦！”前刑警似乎很吃惊，说：“说的好像你身临其境一样，对这个案子好像知道得被我们还多。”
“旁观者清。”
“所以你说，当时她很重要的人刚好身受重伤？有这么凑巧的事么？”老人好像故意要挖苦似的，发出一些笑声。
“拉莫斯先生，请别忘了地震，当时八打雁发生了前所未见的大地震。”
“啊，对了，地震！你是说她重要的人在地震中受伤，快要死了？那会是谁呢？当时她祖父还在，但是他平安无事。”
“她祖父叫荷西吗？”
“喔，你好清楚哦。你怎么知道？”
“这也晚点再说。他在日本统治时代，曾被日军割掉鼻子吗？”
“对，你真的很清楚耶～”
“他现在人呢？”
“早就死了。不过他生前好像都会到监狱探望孙女。”
“嗯。”
“等一下，医生，你说因地震而重伤濒死；但是当时皮拉尔大道附近，是有房子倒塌，但没有任何人受重伤或死亡，杰生大楼这栋住商混合的大楼，有人受伤，但不是重伤。反而是八打雁警察局受灾更严重，因为建筑物已经很老旧了。”
“那么，他重要的人受重伤的地方大概不是在皮拉尔大道附近。”
“她住的公寓和住家附近都没事。”
“可能也不是那一带。”
“那是哪里？不，话说回来，这样的看法我们当初的确没料想过。但如果真是如此，席皮特为什么要去杰生大楼弗兰哥的办公室？不是应该直接去医院吗？如果她搬不动伤者，应该火速赶到医院，向医院说自己朋友受了重伤才对。”
“她当然也这么想，但是在那之前，她还有无论如何必须先做的事。那件事很快就能完成，而且是救那个人必需要做的事。只是，当她到现场的十号，凑巧和你们碰个正着，还被要求跟你们一起走，她当时分秒必争，你们却不肯放她走，她因此惊慌失措，终于用手上的枪袭击刑警。”
沉默了一阵子之后，拉莫斯说：“很有趣的故事，医生，实在很有趣。事隔三十年，再听你说当年的事，真的很有意思，你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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