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兹带索默斯来到著名的悉尼堪培拉大厦，社会主义党和工党在那儿有房间：办公室、会客室和俱乐部等，颇具规模。尽管走廊里和外面人行道上站着些衣衫褴褛的不满分子，这里的气氛仍算活跃。一切都显得有条不紊。
这两个人被引到一间密室，桌边坐着一个人。这人脸膛黑红，脸颊瘦削，皱纹深刻。他双唇紧闭，一对黑眼睛炯炯有神。他教索默斯想起亚伯拉罕-林肯的肖像——同样深陷的双颊，同样深刻僵硬的皱纹，同样黑亮的大眼睛。不过，这位威利-斯特劳瑟斯缺少亚伯拉罕、林肯相貌上的幽默与和蔼，相反，他看上去面相多疑，看似在内省。
他是个土生土长的澳大利亚人，在这块大陆上四处闯荡，在金矿上干了些年。据说他刚刚混个小康，还算不上富有。他看上去颇为穷困潦倒，那身衣服看似适才从地上捡起披上。他的瘦肩膀明显一高一低。不过他的长相跟澳洲人显然不同：瘦削、塌腮、红脸膛，脸皮光亮、略显薄脆，一双黑色的大眼睛中闪着怒光。看到索默斯他们进来，他点点头，既不讲话，也不起身。
“这位是索默斯先生，”杰兹说，“你读过他论民主的书。”
“是的，我读过。”斯特劳瑟斯说，“请坐。”
他一嘴的澳洲口音，是那种蹩脚的伦敦腔。他审视索默斯片刻，随后去看别处。
他问的是些家常话，如理查德喜不喜欢澳大利亚、来了多久。要位多久。两人谈得并不投机。
随之，他开始涉及一些敏感的问题，如意大利的法西斯党和社会主义党、农民占用土地等等，又问起德国劳工的实际情绪、大战以来他们的爱国主义本质等等。
“所以，你看，”索默斯说，“我不会不懂装懂，我只谈些个人印象。我不敢说有什么知识。”
“那很好，索默斯先生。我需要您的印象。他们称做知识的东西就像某种货币，容易贬值。今天货真价实的知识，明天就没票面上那么些了，就像奥地利银币一样。我们不做事实的奴隶。跟我们谈谈您的印象吧。”
他的口吻透着其特有的尖刻，但尖刻中蕴有激情。他们谈了一会儿欧洲，这人还是肯倾听的，一双黑眼睛也在倾听。凝视，目不转睛的凝视，似乎他在期盼说话人的脸上会突然飞出一只鸟儿来。他消息灵通，似乎边听边思量分析着。
“怎么回事儿，我离开欧洲时，似乎社会主义到处都在失去阵地，特别是在意大利。一九二O年它在意大利可是朝气蓬勃、激动人心的事物。它教人目空一切，但也令人扬眉吐气。随后就偃旗息鼓，到去年就剩下一缕游丝了。人们失望幻灭，怒气冲冲。佛罗伦萨，锡耶纳，充满了仇恨！法西斯分子甚嚣尘上、趾高气扬，全是因为仇视。佛罗伦萨的但丁节，国王到场，就是一例。他们的SaVOia简直气得你咬牙根儿。全是虚假的，是出于仇视。”
“那，索默斯先生，您说这是怎么回事？”
“我吗，我以为这些社会主义者并不太相信他们自己的社会主义，所以人人觉得失望了。特别是在意大利，我觉得他们正处在一场革命的边缘。国王准备退位了，教会准备卷着财产逃走，这我可知道。大家都准备跑呢。于是那些社会主义者怕了。他们吓坏了。他们不敢发动革命，因为那样他们就要对这个国家负责了，可他们不敢负这个责任。他们一怕，法西斯分子就一哄而起，在他们背后袭击。”
斯特劳瑟斯先生缓缓地点着头。
“我估计是这么回事，”他说，“他们不相信他们在做的事，这就是原因。他们是一群孩子，说激动就激动，情绪不稳。”
“我觉得，社会主义没有引发革命的火花。在任何国家都没有。它连火绒都没有，没有。”
“哪儿有火绒？”斯特劳瑟斯目光痛苦地说，“在哪儿您能找到火绒？”
“哦，哪儿也找不到。”索默斯说。
大家沉默了。斯特劳瑟斯看着窗外，似乎不知道还要说什么，自顾用右手狂躁地摆弄着桌上一个吸墨器。理查德默默地坐在椅子上，感到很不舒服。
“哪儿都没火绒吗？“斯特劳瑟斯平涩而生硬地问。
“没有。”理查德说。
又一阵尴尬的沉默。
“战争中有的是火绒。”斯特劳瑟斯说。
“就算是吧。他们不得不当火绒，但不是出于选择。”
“那他们会不会感到要再当一回？”斯特劳瑟斯阴沉着脸笑道。
两个男人对视着。
“什么能让他们这样做呢？”
“嗯，时势。”
“啊，如果时势——”理查德几乎有点唐突起来，“我知道，如果要打仗，大多数退伍兵会在一个月内集结起来，甚至一周内。这里的退伍兵会一遍又一遍地对你这么说。只有在战时他们才感到生机勃勃。他们去打仗，是因为他们仇恨德国人——出于正义感。但他们却不能出于正义把这种仇恨对准资本家，他们并不恨资本家。他们知道，如果他们自己有机会赚到一大笔钱并以此当上资本家，他们会不顾一切去做的。您无法制造仇恨，只能制造恐惧。而他们是不会仇恨资本家的，您无法让他们这样做。他们顶多嘲弄嘲弄资本家而已。”
斯特劳瑟斯仍旧用那只毛茸茸、红赤赤而又枯瘦的手把玩着吸墨器，双眼茫然地凝视着面前的桌子。
“您估计这会意味着什么，索默斯先生？”他紧张地抬头看看索默斯，干巴巴地问。
“您绝对无法让他们行动起来，无法动员工党或任何社会主义者去干革命。他们不会行动起来的，只有无政府主义者会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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