却找不着人。倘非不得已，妻子是不会把电话打到-子处的。
问比自己年轻、俘获了自己丈夫的女人“我丈夫在你那儿吗？”作妻子的肯定感到羞辱难当。
既然毅然决然地打这个电话，不把心中积怨倾倒出来就不能求得内心平衡。只有吹嘘丈夫如何爱着自己，如何与丈夫亲密无间，才能抹去蒙受的羞辱。正是这种急切的报复心情才使妻子夸大其辞的吧。
夹在两个女人之间的风野，完全理解双方的心情，冷静下来看，两个都有各自的道理。
风野有时产生一种错觉，认为自己虽处于这三角关系的顶点位置，但可以置身其外，冷眼相向，仿佛自己是局外人，对两个女人的严重对立反倒震惊、恐慌，不知所措。
然而，风野是没资格唱高调的。无论多么无聊，多么没有价值的争端，始作俑者，非风野其谁？如果没有风野这种男人搅在中间，两个根本不相识的女人之间何来矛盾？风野制造了争斗的原因，哪有资格作壁上观评论什么“无谓的争斗”呢？既然知道“无谓”，为什么又不努力制止它的发生呢？
想到这些，风野再一次痛恨起自己的无能。
天阴沉沉的，看不到星星、月亮。
九点钟刚过，街角的杂货店还没关门，香烟柜前红色的公用电话摆在那里。风野走过去，往周围看了一下，然后拨通了家里的电话。
因为出了市区，所以风野先多塞进几枚十元硬币。话筒中听得铃声刚响，就传来小女儿的声音。
“爸爸，你在哪儿？”
“在外边，把妈妈叫来。”
妻子好像在别的房间，稍过片刻才接了电话。
“是我呀，谁找我啊？”
“你在哪儿啊？现在。”
跟孩子刚才的问题一样。风野压低嗓门说：
“我在大阪，是不是有什么事了？”
“可是旅馆里找不到你啊。”
“我想着或许今天赶回来，所以把房退了。”
“你在哪儿打电话呢？”
“啊，我不过是问问，怕有什么事。”
“那你没有问过别人吗？”
“没有哇！快告诉我有事没有？”
“有个叫村松的来了个电话，说有急事要见你。”
村松是杂志《东亚周刊》的主编，他与自己的这次大阪出差没什么直接关系，所以没有告诉他自己去了哪里。
“什么事啊？”
风野一直在为《东亚周刊》的“走近名人”栏目写连载，不但每期均按时交稿，连丢漏字、错别字都没有。
“他好像慌慌张张的样子。”
“知道了，我立刻给他去电话问问。”
风野刚要放下话筒，妻子抢了一句问：“今天回来吗？”
“我在大阪，这么晚了怎么回去？”
“那你得找个地方住下吧？”
“住哪儿还没定呢。”
妻子那边沉默一下，接着传来冷冰冰的质问：
“跟你说过吧，就怕有这种事，去哪儿了，应先跟家里交待清楚。”
风野没再答话，挂上电话。从电话机的退币口哗啦哗啦地滚出好几枚十圆的硬币。
总觉得妻子好像看见了自己回到-子那里。自己说在大阪，妻子恐怕已一眼识破。风野挂上电话后才发现自己说漏了嘴——头一句话是“谁找我？”又强调“我在大阪”。现在只好不再想这事了。
虽然已经晚上九点多了，但是因为今天是截稿日，所以编辑们应当在办公室。风野打了个电话，先是个小青年接的，马上主编就接过了电话。
“您给我家打过电话了”
“是的，正等着你呢。”
好像主编在看稿件，话筒里传来翻页的声音。
“是这么回事。上期登的那个叫益山的，说要告咱们。”
在上星期《东亚周刊》的“走近名人”栏里，风野写了帝立大学理事长益山太一郎。文章由采访札记和作者印象、益山照片构成。
“哪儿出了问题？”
“就是与政界的关联那一段。说他在二战前满州的某机关的隐秘活动中十分活跃。”
“事实终归是事实啊！”
“你说的不错。但是，人家指责说是毫无根据的中伤，严重破坏了本人的形象。事实摆在那里，我们不予理睬也没什么。不过对手可不是一般人物啊。”
主编似乎已胆怯了三分。
“或许写篇认错声明就能化解此事。这个栏目是请你执笔的，所以……”
这个专栏的最后确实是签了“风野”名字中的“野”字。
“我觉得自己没写错什么。”
“这我知道。他们有钱，还和右翼勾结着，如果事闹大了，这些人可什么都干得出来。”
可以想像到，如果与益山一伙对簿公堂，将是极为麻烦的。
“那，主编您是怎么考虑的？”
“我自然也想就这么挺下去。但是局长他们的意思是让让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哎，电话上不好谈。你在什么地方？”
“就在东京。”
“不是大阪吗？”
“我刚赶回来。”
“能不能现在过来一下？”
“行。”
这下可没工夫与妻子、-子纠缠了。
风野来到大路上，拦了辆出租车。本来走几步就是车站，但是，风野心中一急就不想坐电车。
这些年写过各种各样内容的稿件，像这次要被人家控告还是头一遭。
虽然事出意外，但仔细一想，在写那篇文章时可能自己多少有点意气用事。
刚动笔时还想着考虑对方的承受能力，遗词用语还有所克制，后来就有些疏忽了。按说，写这类文章，危言耸听一点才受读者欢迎。单单是人物介绍的话谁都会写，平淡无奇。写署名文章时总想博“出位”，所以往往笔法锋芒毕露，言辞过激。
总之，吸引读者与侵害个人隐私关系微妙。
出租车到神田的公司时已近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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