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家里吃晚饭了。他们在一起的第一晚总是这样。冰箱里放着沙拉，涂有迷迭香的鸡肉以及一段雪白的山羊肉，还有几瓶当地产的葡萄酒。莎伦心满意足地哼着小曲，吃了一日沙拉，盼望着她等待了整整一年的那一刻的到来。她要好好洗个澡，换上牛仔裤，在这个心爱的家中四处闲逛，等待桑的到来。这里的夜晚仍旧很冷，她要在他到来之前升起炉火夹欢仰他，让整个房间充满橄榄木燃烧后散发出的香气。她听到了敲门声，扭过头来看到加罗。
“你好，加罗。”她说道，高兴地伸出右手，“怎么样，一切都好吧？”
“你好，范林夫人。”他总是叫她“夫人”，一种尊敬的标记。“是的，一切都很好。”
他们互相客气礼貌地询间完彼此的近况之后，他说道：“我为你把车中的行李搬进来。顺便说一下，这个星期有封写给你的信。我把它放在冰箱上了。”
“谢谢你。”她在他身后说道。她拿起信，来到凉处，在天竺葵与夹竹桃旁边的椅子上坐下来。几年前在屋角种下的九重葛如今已长得和屋檐一般高了。她深深地吸了口气，听着蝉的鸣叫。她永远也看不够这美丽的一望无际的山峦和平地，在法国南部晴朗明媚的天空下极有魅力。
她拿起了信，奇怪地看了看，不知道会是谁写来的。没有几个人知道她在塞伦的住址。她的名字是用打字机打上去的，并且信封上没有寄信人的地址。她打开信，拿出里面的信纸，一片新闻简报落在地上，她打开它，吃惊地发现了她与阿米杜及帕瑞特的这张照片。这张照片去年刊登于一家意大利杂志上，当时她很为此烦恼过。然后她又痛苦地发现另一张照片，是她做模特儿时为《时代》杂志拍的，还有桑与罗斯玛丽在一起观看赛马的照片。她看了看文章与标题，心里“怦怦”直跳。这不可能是她的私人助理提醒过她的那篇文章，这不是的，这是另一篇，里面的暗示使人震惊。莎伦算了一下，这篇文章发表于她离开巴黎之后的几天，她在震惊中打开里面的信，一看就知道是桑写来的：
亲爱的莎伦：
你当然一定知道我写这封信的原因了。我肯定我不去塞伦的这个消息一定不会使你惊讶的。如果你在这一切发生之后决定不来了，在巴黎会有一封这封信的复印件等着你。我随信寄去你与本格拉及帕瑞特的照片，我想这足以说明一切了。我想结束这场滑稽荒唐的游戏对我们两个人都是件大有裨益的事情。
桑
莎伦冲出房子，跑到村子里的电话亭，拨通了伦敦桑的电话号码。她或许还有时间在他离开办公室之前找到他，她焦急地想道。
“你好——我想找弗兰茨伯爵。”
“对不起，他已经去度长假了，直到秋天才会回来。我可以替他留下口信吗？”
“度长假？”她问道，大吃一惊，“但这是不可能的，你知道他去哪儿了？我是他的朋友，这事非常急。”
有一会儿停顿，“他和他的家人在爱尔兰度假。”
“请你把那儿的电话号码给我好吗？”莎伦叫道。
“我可以请问一下你的姓名吗？”秘书说道，被她的坚持所恼怒。
“我叫莎伦-范林。”
电话线另一端出现了死一般的沉寂。“我知道了，我想，我没有权利把弗兰茨伯爵在爱尔兰的电话号码告诉任何人。”
莎伦挂上电话，走到眩目的阳光下，由于震惊而浑身颤抖。她不应该说出自己的名字，她木然地想道，那样她或许可以得到桑的电话号码，解开这场恶梦。现在她将整整一个夏季无法和他联系。
她回到房间，强迫自己再把那封信读一遍。她一个字一个字地斟酌着这封残酷的信，知道桑的心扉无法更改地对她关闭了。她根本无法向他解释，他用这种恶毒的流言蜚语作借口，借以摆脱他已开始感到厌倦的与她的这种关系。他掀起轩然大波后，自己全身而退，却没有给她任何保护自己的机会。
她躺在床上，通过窗户盯着外面那片美丽的蓝天。他信中结尾时那几句绝快使她忍住了即将奔涌而出的泪水。一种要挺过这场风暴的意志在她心中渐渐强烈起来。如果一纸流言就可以把他们俩人之间的关系折散，这也可见他们的关系仍不稳固，如果她对桑来说真的象她想象中的那样珍贵和重要，他至少会有勇气来见她一面。恰恰相反，他和罗斯玛丽缩到“克里格林”堡去了，他的冰冷冷的女管家似的妻子。他向罗斯玛丽妥协求和的这种冷酷举止使她厌恶。
莎伦的感情的漩窝中涌起一种痛苦的悔恨：如果她把帕瑞特的事情告诉桑，事情是不是就会完全不同了？不，那样的话，她可能永远也发现不了他的本性了，她将在意识到发现事实真相之前又浪费许多年的时间在这种毫无希望可言的关系上。
她发觉自己正沉入一种毫无生气的颓废状态之中，挣扎着要振作起精神，努力把她被撕得七零八落的生活重新编织起来。她强迫自己从床上起来，先下楼，来到厨房，她将给保姆芥蒂打电话，叫她带着帕瑞特乘明早的第一班飞机到塞伦来。她要仍旧按计划度假，在这期间重整旗鼓，继续生活下去。她还有帕瑞特和她的工作——什么也无法把他们从她身边夺走。
桑站在克里格林城堡大厅的门槛上，脚边放着前一夜准备好的大包，胳膊上搭着一件雨衣。和罗斯玛丽一起在这城堡里隐居了约一个月后，他一直盼望能去伦敦办些事。但是上星期来一直加剧的紧张情绪，以及那天早上与罗斯玛丽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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