弟弟。想到这个弟弟就是以前那个顽皮的，温柔的男孩，他就觉得非常凄凉。“他在想什么？”他想。“阿弟。”他唤。于是蒋少祖抬头，惊异地看着他。
“少祖弟啊，什么都离开了我，什么都去了啊！”蒋蔚祖说，同时啜泣了起来。
蒋少祖动着下颚，眼部有虚假的、掩藏的微笑，看着他。“不，不是这样说！”忽然他用哑的兴奋的声音说，猛力压下手指去：“为什么要这样说？首先是你自己。……我想你爱嫂嫂。但是世界并不是这样简单的，唯一的办法！……”他顿住，露出激躁的，思索的表情。
“你应该安心，安心，出去玩玩，活动活动。”他说。
听到这个结论，蒋蔚祖就变得阴沉了。接着，那种愤恨的，冷酷的表情，就在他底眼里出现了。蒋少祖说要走，他没有作声。蒋少祖站起来，勉强地笑着说了什么，他冷酷地看着他。
蒋少祖觉得难受，走到门边又走回来。
“我后天走了。明天你去我那里吗？”他问，谨慎地、困惑地笑着。
蒋蔚祖冷冷地点了一下头。
但弟弟刚刚离去，他就感到可怕的孤单。想到金素痕还没有回来，他就痛楚地叫了一声，抓着头发，倒在床上了。
觉察到有人走动，他跳起来，打开了灯。但看见是金小川，他就厌恶地皱着眉头。
金小川喜悦地笑着看着他（他多半这样看他），自在地坐下来，开始吸水烟。他从烟里喜悦地看着他，好像他是令他高兴的、顺从的小孩。
“刚才来的，是你弟弟吗？”他笑着，安闲地问。蒋蔚祖不回答，皱着眉头向梳妆台走去。
“是你弟弟吗？好新式的年青人！”
“是的！”蒋蔚祖愤怒地回答。
“他在上海干事……他每个月能收入多少？”金小川和悦地笑着问，在膝盖上擦着左手心。
蒋蔚祖再也不能忍耐，愤怒地看了他一眼，走出去，猛力地带上了门。
蒋蔚祖没有吃饭，没有睡觉，夜深时还在房里徘徊着。最后走到街上去徘徊，注意着每一辆车子。每一辆车子在远处，在昏朦的灯光下都是可亲的；但在走近后便变成可恨的了——它们载着别样的人们。车子陆续过去了，或在另外的门前停住了。空了的车辆发出轻微的响声通过着街道，卖夜食的小贩在远处用凄凉的长声叫喊，并且敲打竹板。空洞的街上，细雨飘落了。远处有呜咽般的、间断的、孤独的声音，很难分辨是什么声音。
痛苦的，灼烧的蒋蔚祖靠在电线杆上，仰着头。
雨落在他底脸上，他舐着嘴唇。他是发了怎样的誓，要惩罚金素痕啊，可是，看见了那辆辉煌的，张着轻篷的包车——这辆包车终于来了——他底心立刻就恬静如婴儿了。他跑近去，呼唤了一声，立刻就跟着车子走起来。
金素痕轻轻地在篷子里面回答了他，——这种情况她是已经习惯了。车子停在门前，蒋蔚祖拉开了车篷，她就庄严地走了下来了。车灯照见了她底浮乱的头发和苍白的、带着厌恶神情的脸。
“我在等你。你到哪里去了？”痛苦的蒋蔚祖问，小孩般皱着眉。
“替我拿，蔚祖。”她冷淡地说，指车内的包里，“死囚，你总是这样！谁叫你等！”她说，提起衣裳向里面走去。蒋蔚祖愤怒地、痛苦地看着她。
“下雨你也不怕！”她在门廊里用谴责的、疲乏的声音说；“头发都湿了！生起病来，我怎么是好！”她说。
“都是为了你！”蒋蔚祖生气地回答。追了上去。“死囚，总是！今天我一直跑到下关。……死囚，今天不许胡缠！”她低而疾速地说，走过照在微光里的院落。
金素痕进了所谓法政学校，有了整天不回家的借口。她总有很多地方可以去的。有时，从浮华里凄凉地惊醒，她便回到家里来，整理财产。这个工作总是给她带来了恬静的，忧郁的心情。
七月初旬，她和侵占了房租的父亲有了一次剧烈的口角。她回到苏州去，然后，因为很多房子需要修理，向老人要了一笔现款。临走时，她欢欢喜喜地向老人说，小孩长得很好，秋季他们要回来，于是她又弄到了几件古玩，据冯家贵说，这时候，老人打开了橱，她笑着自己动手来取。老人无表情地看着她，在她动手拿一件极其贵重的东西时，就红着脸撇开了她底手，愤怒地关上了橱。但她笑着说，爹爹错了，她只是要看看。等等。
这些情形，在南京的蒋家底人们都晓得；冯家贵总是即刻便把这些告诉他们——或者为事务来南京，或者写信，用他底拙劣的、崇敬的、可笑的文笔。但在南京的人们已没有能力再注意这些事：他们已不再为它们激动；他们觉得，较之未来的一切和失去了的一切，这些事都是细小的。
他们在这一段时间里，是在忙着蒋淑华底婚事：这是那样的令他们悬念。在全体底积极下，蒋淑华底婚事进行得很顺利。蒋淑珍领汪卓伦去了苏州，老人满意，答应了。老人是那样的满意，在无穷的烦恼中这是一件难得的快乐，老人并且答应了来南京主婚。
从蒋淑媛生日的那天起，汪卓伦便成了蒋家底亲密的人物。汪卓伦几乎每天都来，有时到蒋家母亲底老宅，经常到蒋淑媛那里。他做了在他底身分里应做的一切；他有礼，耐心，陪太太们看戏，应付冗长无味的谈话，并且给蒋家底老人和小孩们送礼。他做这一切显得很愉快，但实际上他心里很苦恼，因为这一切都是他所不习惯的，他常常要觉得羞耻，并且嫌恶自己。
他对于这件婚姻还是很害怕，首先，他朦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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