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后,她提议让我去她公司干,可以给我六百块底薪,我谢绝了。一天下午,我在罗汉路偶遇雪儿,她和本地一个地产大佬很亲密地走出一家酒楼,钻进豪华轿车。我在暗处,心中五味杂陈。
投稿陆续有了一些反馈。从认真回复可以看出,书稿至少没在那里享受空调的待遇,对于我这个只字未发的作者来说,颇获慰籍。有几家说书号用完,或说现在出版萧条,等等看。有几家提出了修改意见,或说性描写有些露骨,或说主调灰暗主人公痞气颓废不能鼓舞人。有几家则提出了出版的可能:一家要我出点“血”,或包销一些书。我冷笑着把信扔进了垃圾箱。一家要我提条件,而且是大编辑晨歌亲自来电话,令我受宠若惊。满心欢喜地提出了我的条件:十万元卖断。爬格子既是脑力活又是体力活,我觉得一点也不贪心,他们说一月内答复。然后,我把退回的书稿又邮寄给了次一等牛逼的出版社。
一个桑拿天的傍晚,植物一样的我枯坐阳台藤椅,冒汗,发呆。传呼突然响了,木然一看:“请复北京电话010……,关于书稿。”我木然进屋拿起电话拨过去,一个女声:“‘星星点灯’文化顾问公司总机。”
我压根没听说过这公司,也不知道书稿咋到那儿了。管他啥星,能点亮我前程的就是吉星高照。转过分机,自报姓名,又是一个女声:“我是武彤彤,我呼您的。说话方便吗?”
“方便,您请讲。”我一边说一边坐在床上。
“我是兼职编辑,其实我是一所大学的助教。”
我才不在乎兼职不兼职,能出书就是好编辑,我恭恭敬敬:“武老师,认识您很高兴。”
“别叫我老师,把我叫老了,看了你的简历,咱俩一样大。”她咯咯笑起来。
“当然应该叫您老师了,老师不看年龄,看资历和层次。”
“还是直呼其名吧,只有我学生叫我老师。”她操没口音的普通话,声音不算细腻,有些硬朗,透着磁性。
“哦,那请说吧。”我避开了一切称呼。
“你的书稿我看完了,我觉得不错。一个新人一动笔就长篇小说,这种例子很少。”
“惭愧,我不是中文专业的,我瞎写。”
“嗨,这跟啥专业没多大关系,很多作家都不是学中文的,有些连大学门都没进过呢。”
“这倒是,个别人只认字两三千——含错别字,就擅自进行文学创作。”我也笑起来,“我这人很少写错别字,就是废话多,话痨。”
武彤彤说:“废话也得有才行啊,看得出来你有强烈的倾诉欲。我就没那么多想说的。我尽量吧,不过出版有三审,任何一个环节出问题都会前功尽弃。”
“太感谢了,武老师。”
“别客气。嗨——,怎么又叫我老师了?”武彤彤笑着责备道,稍作停顿,说,“顺便问个愚蠢的问题,别见怪呵。——写的都是你自己吧?”
我愣了一下:“瞎写,不过第一人称而已,我喜欢这个角度,特真诚,当然驾驭全局有技术缺陷。呵呵,我是当成自供状来写的。”
“难怪够感人的。——你现在干嘛呢?”
“正呛水呢——市场经济之水。”我傻笑。
“你够乐观的啊,折腾折腾也挺有意思。行了,我今天就说这些,本月内我会再和你联系。”她顿了一下,“忘了一件事,你能不能寄张照片来?”
“要这个干啥?”我一愣。
“作者投稿时大都给一张,当作者简介。”
我心想八字还没一撇呢,还是很高兴:“是不是做诗人或哲人状——以手托腮目光如炬或眼神迷离那种?这样矫情(注:矫情,北京方言,指不自然,矫揉造作,全书同。)的没有,逃犯状的倒有几张。”
“哈哈,那就更有意思了。”她笑,说,“记一个我的呼机号,邮寄后通知我一下。”
逃犯状的毕竟羞于示人,我选了大学毕业照。一寸,黑白,惟一一张穿西服的照片,嘴上一毛不拔,油头粉面中没由来的一脸正气,颇有五四时期留学生风采。在我最自恋时,恬不知耻地觉得堪比少年周恩来青年汪精卫东北张少帅啥的,四大天王滚一边去。
不久晨歌来电,说如果五万块基本没问题,或者给版税,百分之八,首印两万,我大约能够拿到三万多,如果加印再另算。我装腔作势说考虑一下。我就像捡了个大钱包的菜农,迫不及待地谋划这笔钱咋花。那时候,虽然一部手机要六七千,当地房价只要五百一平米,卖它五万,正好一套一百平米的房子,管它的,住下来再说。即使按版税算,三万多也可以添点钱买套大的或不添钱买套小的。我还想到股市补仓自救,一解套就出来,这绞肉机可把哥们弄痛了。
版税这玩意儿也挺好,涓涓溪流源源不断,没准我就可以像塞林格(注:塞林格(JeromeDavidSalinger,1919~2010)美国著名作家,作品《麦田守望者》被认为是二十世纪经典之一。)那样,靠一本书——退休啦。一切似乎好转起来,久违的阳光投射进我阴霭的胸腔,食物渐渐有了滋味,睡觉也少了梦魇。我开始出门游荡,会见朋友,还第一次主动约雪儿吃饭,以致于她在电话里说是外星人给她的电话。尽管我和她的关系始终无法确立起来,愈发成为没任何目的的好朋友,这样也挺好。
9
生活时刻处于失控状态。我回复答应版税条件后,晨歌非常抱歉地说,书稿终审时被盯上了。此人不在出版社工作,文化不高,级别也不高,却是他们的太上皇,拥有对任何稿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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