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头儿毕恭毕敬地接过胡蒙拿出的名片，又拿出一张自己的名片，恭谦地说：“小弟‘小沈阳’。”
胡蒙指着自己和于江湖说：“你就叫我们胡哥，于哥。”
“小沈阳”叫了胡哥于哥后，转头对手下说：“退钱。”
两人萎萎缩缩，“小沈阳”大声呵斥：“没文化啊，整不懂咋地？”
两人再回头呵斥两女孩：“没文化啊，整不懂啊？”
女孩磨磨蹭蹭地拿出六百五十块钱，咕哝着：“小宋蒙你的钱，让我们来赔，太不合理了。欺负人。”
我拿了钱，一骨碌站起来，对着日光灯验了验钞，再给还在路上的李皓和杨星辰各打了个电话，说：“事情解决了，你们回去吧，我好好的，用不着来给我收尸了。”
杨星辰在电话里说：“戈总，你总能给我们带来惊喜。”
大伙纵声大笑，抽烟喝茶，称兄道弟，一场迫在眉睫的火拼，转眼就演化成流氓大联欢，就差搂着柴禾妞拧开香槟酒了。“小沈阳”很豪爽地提议：“要不咱接着给你找找房——正规的。”
于江湖看我的脸色，我说：“我还是自己找吧。”
“小沈阳”派一个马仔出去给我们拦了出租车，另外两个大汉帮我们把行李塞进后备箱。我们三人钻进车里，几个大汉做依依惜别后会有期状。在车上我向胡蒙于江湖道谢：“你们要不来，肯定被放趴下了，还搭上两哥们，真打架我们哪是对手啊。”
于江湖说：“在中国，白道的，中南海的说了算；江湖上的，咱东北人说了算。别惹东北银（人），但惹了也不要怕。”
“如果认识更猛的东北银（人）。”我及时搭上，模仿牛胖子的口音，“东北银（人）敢作敢当，你看长江以北但凡杀银（人）……长江以南也有百分之二十。”
的哥笑起来：“真是，贼精辟！东北自古出胡子，谁都知道张大帅和‘二王’。”
我说：“东北糙汉也有出细活的嘛，今天二位就小试身手，不战而屈人之兵。二位不改行去演戏真是中国影视界的损失。”
“别夸了，不见也有演砸的时候吗？”胡蒙惭愧地说。
“过火了，慢慢来肯定有戏。”我安慰道，又问，“你们为啥既要骗我又帮我？这下我们扯平了——基本扯平了。”
“又来了，咋骗你了？”胡蒙急咻咻地，“别人守株待兔又不是等你，你好家伙一头撞上，还怪猎人啊。”
“不打不相识。”我自我解嘲。
于江湖说：“你就别老惦记着那点工钱了，长工似的，机会有的是。”
“行，那天跟二位干它一票，直接退休得了。”
4
要找到便宜又保险的楼房非学生宿舍莫属了，最有名的莫过人大西门附近的万柳紫金庄园。七八百的单间没有了，三四百的床位还有两个。相比学校学生宿舍硬件好多了，但没隐私，来来往往形迹可疑的人让你睡觉都不敢闭眼睛。
马不停蹄地又窜寻了几处，都没定下来。终于在网上看见一条最新信息，不远处的北太平庄一间半地下室，十平米，两小床一写字台，月租七百。隔壁是一小公司的办公室，老板说他们为了节省点费用才出租的，因为他们租期快到了，只租两个月。电话不忙时我们可以打，打一次，三分钟内一次三毛钱，接不要钱。我问他们什么的干活，那个自称唐经理的信誓旦旦：“正当生意，您来看了就知道了。”
两月就两月吧，只要有一张可以安稳睡觉的床，可以从容改完稿件就谢天谢地了。我立即给一个刚到北京、也正急着寻合住的打电话，他正好在明光村，约定立即赶过去。我在有研大厦门口等到了这人。齐顺子，二十来岁，华北人，搞机械的，在同学处打地铺。这小子装束至少落伍二十年，鸡窝头，瓶底一样高度近视镜，中年人穿的夹克，说两句话都脸红，一眼就看出是刚出校门的柴禾仔。这样的合租者放心，至少不会为了几百块钱半夜用枕头将我蒙毙啥的。我问他有啥业余爱好，他说除了上上网，就是看看金庸小说和《圆球时报》。我问他有女友吗？他的脸拧得像柿饼似的：“哎哟老哥，您看俺像有女朋友的人吗？”
我再问他有何不良嗜好，他说他抽烟，但保证不在室内抽；他说他打鼾，我说那咱们就是双重奏。
半地下室里铺着破烂乌黑的红地毯，污渍斑驳。半截窗子露在地上，光线、温度和湿度却恰到好处。不方便的是吃饭只能去餐馆，出恭或洗衣要去楼道里的公共卫生间，洗澡要去一条街外的公共浴室。另外，这间房子和办公室是个套间，进进出出必须经过办公室。这家公司的确是正当生意——卖桶装水，屋里屋外都是塑料水桶，都堆到天花板了。惟一的办公桌摆着一台旧电脑和老板转椅，椅上端坐着他的执行总裁——二十来岁的安徽女子小杨。她的工作就是接听电话，向送水工派活儿。
我们在旁边一条旧沙发上落座。老板三十来岁，短小精悍，一脸媚笑挺讨人喜欢。名片上的名字很吓人——唐伟业，很像《富不死》上的大尾巴狼。唐总从安徽倒插门到京郊，短短几年，已经一口流利的京片子，儿话音发得让老北京都TMD找不着北了。我笑问喝水要钱吗，唐总嘻嘻哈哈：“嗨，您尽管喝，就您二位那肚子儿——咱不说肚量儿啊，您肚量儿大着呢，一看就文化人儿，就算您二位天天喝到嗓子眼儿，能喝多少呀，二位说是不是这个理儿？”
几个满头大汗衣衫褴褛的送水工进来，他大大咧咧地呵斥他们，要他们识相点，干活卖力点，要不就滚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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