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边跑边抖落身上的灰尘。一路上老徐几个电话催促，谢天谢地，在发布会开始三分钟前赶到万事俱备的会场。我先去洗手间查看命根，有点小擦伤，形状商完好，疼痛也减轻一些。我在洗手池镜子前抹了一把脸，将衣领衣袖拉得紧紧的，以盖住脖子和手腕上的拧伤，然后定神走进多功能厅。老徐在门口急得冒汗，顾不上埋怨直接领我走向主席台，我也顾不上提起刚才发生的破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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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假模假式，沐猴而冠，尽量压抑内心忐忑。扫了一眼，绝大多数获邀的媒体和朋友都来了，小羽也入座了。先是主持人做介绍，按约定说我是个自由撰稿人兼下岗职工。社长讲了一通，主持人把我抛了出去。我自小就被压制，习惯于对讲台上的人打唿哨喝倒彩接话茬，私下也堪称“话痨”，但一旦把我扔到高高在上的位置，就傻眼了。就算我豁出去了，但我悲喜剧色彩严重，再确凿的事情经我一说就不靠谱啦。
没开口心里就直打鼓，说了几句就卡壳掉链子。我满脸通红如醉汉，脑袋耷拉着，目光低垂于地面，那个熊样，就TMD失足青年金盆洗手之后的现场教育会似的。我说了不到五分钟，主要是创作初衷和基本立意，下面叽叽喳喳起来，场面有些失控。我索性将问题甩给记者，美其名曰“互动式交流”，轻松多啦。记者纷纷举手，第一个傻瓜：“您说老板不靠谱，是不是太绝对了？”
“这世界上既有绝对的事情，也有相对的事情。”我说，“我并没彻底否定，我不是来了个五五开嘛？人面兽心和兽面兽心的老板不靠谱，人面人心和兽面人心两种还是靠谱嘛。”
第二个木瓜：“您鼓动不要为老板打工，可能吗？社会有分工，都去当老板，具体活谁干啊？”
我说：“我只是奉劝不愿做奴隶的人。”
“您说员工是奴隶？”她反问，我一笑：“对不起，我打了个不恰当的比方，但说出了真相，我就这毛病。我还是去做记者算啦。”
下面一片笑声。一呆瓜问：“这不是剩余价值理论老调重弹吗？”
“现在教科书还讲剩余价值理论吗？”我反问，得到肯定的答复后说，“你看看，没过时吧。社会也是个食物链，谁愿意处于最下端啊？”
“这不是达尔文主义吗？”这呆瓜站起来，我故作惊讶：“进化论也从书里删除啦？”
和我耗上啦：“现在资本家都入党啦。”
“入党就绝对好人吗？你有逻辑吗？贪官几个不是我党党员？”我反问他，下面有人鼓起掌来，主持忙提醒，“别跑题了。”
又一不识相的面瓜：“你这不是挑拨老板和员工的关系，挑起阶级矛盾吗？”
“我算老几啊，屎壳郎一个，充其量卷起千堆粪。”我笑着反问他，“阶级矛盾？中国阶级都没了，哪来的阶级矛盾？充其量是阶层矛盾，劳资矛盾。但也谈不上挑拨，我开宗明义就说了这点，我只是告诉您一些真相，你要咋干是你自己的事情。”
一个头发花白的敦厚老记者问：“我看你很年轻，是不是和老板有不愉快的经历啊？”
“我虽然不算老，但我受过刺激——我受过强——烈的刺激。”我有些激动，下面短暂笑声后一片寂静，“我是下岗职工，能愉快吗？我下岗时才二十七岁，您这么大岁数了还在为党工作——当然还有比您老得多的。您说我这岗是不是下得也太早了点？国家培养这么多年，还没报答呢。老先生，您看我像落后生产力的代表吗？”
老头默默点头，若有所思地拿起笔。场面冷清下来，主持人四处望望：“还有问的吗？”
……
一苦瓜型美女举手提问：“您在本书的前半部说老板不靠谱，后半部又让员工自己当老板，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不矛盾。”我一字一顿地说，“我是希望员工变成人面人心和兽面人心的好老板，但首先你得先摆脱坏老板，你不摆脱枷锁，怎么跳舞啊。”
“您写这本书是不是受了《总统是不靠谱的》启发？”又一女记者问。我说听说过，没看过，本能的反抗嘛，我问：“流氓无产阶级从来不屑于隐瞒他们的观点，咱们国歌第一句咋唱来着？”
我的眼睛四处搜寻，接下来的记者有些扭扭捏捏：“我浏览了几页，发现您的语言非常情绪化，有暴力化倾向，您是一个愤青吗？你写过诗吗？”
“还有人说我‘面’呢，今天还被联防暴——”我及时刹车，“我确实愤青，但我属于八十年代理想主义愤青的残渣余孽，和当下这帮现代义和团有本质区别，我最怕别人把我们弄混了，丢不起那人。精神上的老爹都不同。——我当过诗人吗？我偶尔哼两句打油诗，前几天我还信口开河附会两句：地上一片光，疑是额上霜啥的（我不由盯了盯小羽），狗肉上不了台面，不过，坐中间那几位都是诗人。我血和他们一样热，但禀赋不够啊。”
仨人遭受到突如其来的聚焦，先是一愣，很快一付坦然领受的样子。胡蒙举手，拿过麦克风（他带着棒球帽，还好没人认出来），站起来说：“现在谁还写诗啊？我叫胡骏，作为作者私人朋友我问一个问题，你是不是打算写一个‘不靠谱’系列？就像老婆不靠谱，老公不靠谱，老爸不靠谱，朋友不靠谱，领导不靠谱啥的。”
“一切皆有可能，你的左脑靠不住右脑，左手都靠不住右手呢。”我说。听众大笑。主持人看看手表，四处看了看说：“谢谢记者朋友们光临，最后一个问题。”
天宝嘻嘻哈哈站起来：“我是一家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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