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去附近酒吧轮流喝。主要是城铁旁那几家、清华同方附近两家，我还带他去了我光顾过的“盒子”咖啡馆，一边喝着黑咖啡，一边看古怪的地下电影。这一带高校云集，语言学院也近在咫尺。大国崛起了，五颜六色的留学生越来越多，一些中国混混浪迹其中。运气好的话，你可以带一个亚非拉女孩回家爱国一番。
有时候喝多了忽然情绪低落，丹尼尔关切地询问我，醉醺醺的我有些失控，就说了我的苦恼。他觉得不可思议。他说如果非买房才结婚美国大部分人都得打光棍，连克林顿都是退休后才买房呢。我没债务，还有点股票，很牛逼了。他说他还有二十万美元的学费贷款等着还呢。
我说我是代罪之身，我犯了“不成功罪”。我用以下几个关键词给他阐释了这个新罪名：Loser，Underdog，Good-for-nothing（窝囊废），他笑得打起啤酒嗝儿来。我说这是女友的苦肉计，逼我成功。丹尼尔觉得可笑，他说如果一个女人爱你就应该无条件。他举例说他出身富豪家庭的母亲当年嫁给穷小子老爸，一起打拼。他小心翼翼地说，西方女性是女权主义者，东方女性好像不够独立。
我呵呵一笑：“她们是选择性女权主义。”
丹尼尔和我碰了一杯：“你说得太对了，不过我已经习惯了，到了罗马就按罗马人的规矩来。”
我说写作在中国被认为是不务正业，极有可能犯下“不成功罪”，百分之九十五的父母反对自己的女儿嫁给我这样的罪人。丹尼尔惊愕地看着我，一阵长吁短叹，他说一个人格不独立的女人是不可取的。在美国，人们寻找爱人主要看性格人品；也看经济条件，但不会说出来，更不会作为结婚前提。
至于我的职业，他说，写作不一定发财，但很高尚。美国人不敢说不成功就是犯罪，那是歧视，而且以金钱为单一标准来衡量成功太可笑了。美国一些人一辈子从事社区、环保或宗教工作，收入很少，但很受尊敬。军人消防员收入也不高，却是美国最受尊敬的群体。华尔街的家伙个个都是掘金高手，但没人高看他们一眼。我笑言：“看来你不在乎钱？”
丹尼尔先问我一个似乎无关的问题：“你猜猜我的同学在美国的大公司里年薪多少？”
我有些犹豫：“你们的规矩是男不问收入女不问年龄吧？”
“没关系，现在是我想让你知道。”
我琢磨了一下说：“你们人均年收入是四万美元左右吧，就算名校毕业，刚毕业也就五六万吧？”
“你错了。”丹尼尔摇摇头，两指头摆成十字架，“十万美金的比比皆是。你知道我挣多少？”
“怎么也得这个数吧？你也不傻是吧？”我说。他摆摆手：“我还不到他们一半，我只有四万美金，加上奖金和加班才五万。”
我一算，差不多四十万人民币！难怪他买那破纸扇，也就人家一天工资。钱多人傻，不宰你宰谁啊？丹尼尔接着说：“我在日本一年，中国准备工作两年，然后去新加坡。我在乎钱，但不给自己压力。我还有自己的兴趣——旅游，摄影。”
“看出来啦，有点像Voyeur（窥视癖）。”
“呵呵，可能吧。”丹尼尔拿起自己的照相机晃晃，“我虽然挣的少，但我有更多自由，更有见识！我已去过三十多个国家了。而且，我有些照片也能卖成钱呢。你说，还有啥比同时享受工作、乐趣和自由更美妙呢？”
我伸出大拇指：“你就是所谓的Ifman，也就是InternationalFreeman（国际自由人），牛逼！”
丹尼尔说：“你说得对。你知道我为啥喜欢编程这个工作吗？就是因为不用西装笔挺地呆在压抑的公司格子里，一台电脑一根网线就行，甚至不需要——如果有无线卡的话。”
“编程有点像写作呵。”我说。他点头：“当作家更应该当个国际自由人。”
我也列举了三个麻烦：咱没钱，咱没那闲心，咱那护照也不好使。丹尼尔一一纠正：只要会计划可省很多钱，有朋友也可以省钱；现在就应该调整，拼命工作拼命玩；中国护照去欧美难，可以先去发展中国家看看，那里也不错。最后丹尼尔说以后邀请我去美国玩，就住他父母家，房子很大。
“你就不怕——我去了赖在你们国家？”我凑近他笑问，丹尼尔调皮一笑：“没关系，只要你能合法居留。否则，自然有人来找你。”
我们异口同声道：“移民局。”
我问起他女朋友的情况，他说纯粹性格问题，感情问题，和经济没任何关系，随后他给我详细谈了他的女友。听起来当代女人都一个毛病——控制欲太强。丹尼尔旗帜鲜明地表示，他们GameOver（游戏结束）了。
一个专在酒吧流窜的画家悄悄坐在我们面前，先夸我们很帅，又拿出他的人物素描，开始报价。从三百砍到一百，他坐在我们对面，短短几分钟，就把我们画成A级通缉犯，这艺术家水准也忒次了点。我的情绪有些好转，劲歌疾舞时，舞池里像一锅煮沸了的开水，两个倒霉蛋跳进去尽情发泄一番。
和很多来中国的老外一样，丹尼尔很快就有了女朋友，还不止一个，大多是女的投怀送抱。有时候他不得不一个周末见几个，有时候还求助于我掩护他。可笑的是几乎每个女的都自称他女友，丹尼尔背后却一一否认，称她们只是Regular（普通）、而不是Official（正式）。我问普通和正式咋区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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