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儒家文化那庞大而影响深远的思想体系，早巳无孔不入地渗透在国人的观念、行为、习俗、信仰、思维方式、感情状态之中，当然也不会不氤氲于“蟋蟀文化”里。以松竹喻人格，以牛马比君子，常被历代有良知的文化人，来阐释做人的道理。清人王浣溪曾提出促织有“三德”，同是清人的冯芫霁云则云蟋蟀有五德：“鸣不失时，是其信也；遇敌必斗，是其勇也；寒则归宇，识时务也；伤重致死，是其忠也；败则不鸣，知耻辱也。”但这种声音，在沸反盈天的清代斗蟋大潮中，毕竟显得力弱音微。
……
中国的蟋蟀文化，不谓不博大精深；但它又是一颗多味的果子，今人咀嚼起来，很难分辨它是涩，是甜，是酸，是辣……”
五
近代人恩溥臣所撰的《斗蟋随笔》，实际上是一本近代“功虫录”。书中记有从清光绪二十一年到民国二十九年的46年间，全国斗蟋决出的“功虫”，计有26只。因《斗蟋随笔》的手抄本发现时巳残缺，人们能读到的功虫只有21只，其中山东虫占17只，宁阳独占8只。作为一县之地，宁阳在全国当是无出其右。
从明清以来，山东便被玩虫者誉为“蟋蟀王国”，而宁阳、宁津名虫产地所产之虫，又是这“蟋蟀王国”中的“御林军”。
古谱言：“蟋蟀所生必在地脉灵秀之地，燥湿得宜之壤。”
凡于秋日来宁阳的玩虫人，看罢这里的锦山秀水后，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虫王应该产生在这里。
宁阳北倚泰岱，南襟曲阜，孔子喟叹的“逝者如斯夫”的大汶河，横亘东西，穿越县境，境内有数十条汶河支流，经纬交织。西部有重峦叠嶂的神童山，东部是沃野平畴。
神童山中，虬干曲枝的古松、古柏，华盖如伞；扶疏叠翠的老橡树，巍峨峥嵘；古庙、古刹隐现其间，表明这里曾是道家、佛门的洞天福地。神童山下连绵的丘陵上，有20万亩百年大枣林。远远望去，郁郁苍苍，茂茂密密，如同凝固在山脚下的汗漫的青黛色云烟。枣林里棵棵老枣树枝干交叠，遮天蔽日，串串玛瑙般圆润的大枣，压弯了干，压颤了枝，嫩红、浅红、绯红、绛红、浓红、紫红、玫瑰红、杜鹃红的枣儿，斑驳陆离，溢光泛彩。枣林四周，间有座座梨园，嘟嘟噜噜黄橙橙的鸭梨缀满枝头，人们在饱享丰收喜悦的同时，也会为梨枝的负重而担心……
走进盛产名虫的泗店、乡饮、磁窑、伏山等几个乡镇的沃野里，映进人们眼帘的是一片五谷丰登景象：那大片的玉米比壮汉还要高过一头，每棵秸秆上甩有一对尺把长的棒棰；齐腰深的豆田里，串串饱鼓鼓的豆荚，似要在金风里随时炸裂；块块棉田里，株株都是金铃吊挂，绽出雪一样洁白的花絮……
斯山斯水，斯情斯景，岂能不令人发出这样的咏叹：宁阳虫的鸣唱所以格外清脆嘹亮，宁阳斗蟋所以数度打遍天下无敌手，是神童山的锺秀赋予它们超迈的神韵，是大汶河的清波洗濯了它们油亮的翅羽，是枣林梨园的花香熏柔了它们婉转的歌喉，是沃野中的夏霖秋露补足了它们滂沛的元气，是田畴里的豆谷糜粟强健了它们刚劲的筋骨……
历史是一出永远没有结局的连台本戏，常是“龙笙”乍歇，“凤弦”又起，而每一次的闭幕，又是这出戏的新情节的开始。
开国后，赌博、狎妓与嗜食烟土等旧中国遗留下的沉痼恶习，被理所当然地明令禁除，斗蟋之戏也被视为玩物丧志而销声匿迹。“文革”时，国人的精神原野被全线冰结。旷世的劫难，扭曲了国人的生命神经；貌似激情的颂歌里，颤动着理智的失控。人的本性里含纳着动物性的本能，人的情泄性、娱乐性即是动物本能的一种折射。当“红海洋”的潮水退去之后，留给国人的是一片无边的精神迷惘……
改革开放后，国人的物质生活开始由温饱向小康过渡。衣食有着的人们，自会通过各种传统的和引进的娱乐方式，去宣泄过剩的精力。斗蟋之戏，作为一项有着千载历史且极富诱惑力的民俗活动，当然不会被国人遗忘，蟋事潜滋暗长，当在情理之中。
“奇”是诱发“好”的先决条件。1981年，上海电视台率先播放了蟋蟀格斗的录像。小精灵那交口如闪电乃至得胜之虫发出的鸣唱，既极大地满足了城市中孩童的好奇心，也令昔年的老虫迷心中麻痒，旧梦重温。
1985年，天津由民间发起成立了全国第一家蟋蟀协会，继而上海、杭州、苏州、济南、广州、西安、沈阳、哈尔滨等二十几个城市，也先后成立了“蟋协”。至此，在建国后中断了近四十载的蟋事之链环，终被虫迷们焊铆起来。
有着文化积淀的人类，不仅能不断创造出新的娱乐方式，而且也能对传统的娱乐方式，进行着花样翻新。
1989年深秋，全国“维力多·济公杯”蟋蟀大赛在上海举办。翌年秋，亚运会在北京隆重启幕，为使亚洲及世界来京的友人一睹中国古老文化的丰厚多彩，亚运会组委会特成立了龙潭庙会指挥部，展示各种民间游乐活动。庙会指挥部还委托北京长寿协会蟋蟀研究中心，举办长城杯蟋蟀大赛，特邀京、津、沪、鲁四地的玩虫、斗虫高手参加角逐。这就使得斗蟋之戏，由纯民间活动堂堂正正地走向了社会前台。
在济公杯和长城杯举办之前，香港在斗蟋大赛中，山东宁津所产之虫，高歌奏凯，两度夺魁，宁津遂引起全国虫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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