茹素戒杀而已。苏东坡有一位要好的朋友,便是一位有学问的和尚,叫做佛印。苏东坡与佛印二人之不同,仅在其彻悟的程度之差。此时正当佛教在钦命保护之下发皇的时代,国家至为立官书局专事迻译佛经。一时僧尼之众,达五十万余人。自苏东坡称居士以后,大半由于他的文才之雄伟的影响力,许多著名学者多仿效之,倘非真的出家为僧,则竞称居士而玩玩佛学。每当政局紊乱或朝代更易之秋,无数文人往往削发逃禅,半为保全生命,半为对于乱世的悲观。
在一个混乱的国家,一个宗教以世界为空虚可能提供逃避尘世悲痛多变之生活的去处,这种宗教之流行而发达,固非怪事。一个学者出家始末的传记,常能增进吾人对于佛教流行因素之某种程度的了解。明代陆丽京的传记,便是有价值的材料之一,此传记出自他的女儿的手笔,首尾完好,堪为珍爱。陆丽京为明末清初之人物,年事已高,一日忽告失踪。隔了许多岁月,曾一度重进杭州城,来治疗胞弟的疾病;他的妻儿即住居贴邻的屋子,而他竟掉首不顾,竟不欲一行探望自己的家庭。他对于这人生的现象应有何等彻悟,才取如此行径!
你倘使读了陆丽京传记,便不难明白:一个人彻悟的程度,恰等于他所受痛苦的深度,按陆丽京早年负诗名,为西冷十子之冠。清初,庄廷史祸作,陆氏被株连入狱,提解北京,阖家锒铛就道。庄廷以大不敬论罪,预其事者,法当诛,丽京自分无生望,行前因往诀别于宗祠,跪拜时曾默祷曰,万一侥幸得全首而南归,当削发为僧。系狱久之,果得白,逐践宿诺出家。由此看来佛教乃为生死关头不自觉的现形,是一种对抗人生痛苦的报复,与自杀出于同一意味。明代有许多美丽而才干之女子,因时局之不幸的变迁,丧失其爱人,因遂立誓出家。清世祖顺治之出家,其动机与此有同一之意味。
但是除了此种消极的向人生抗议,尚有佛教的态度,佛教在民间已具有类乎福音的潜势力,大慈大悲即为其福音。它的深入民间最活跃最直接的影响为轮回转生之说。佛教哲学并未教中国人以厚遇禽兽,但很普遍的约制牛肉之消费。中国固有的中庸之道,颇似鼓励人民消费猪肉,认为这是不得已的罪过,其理由为猪猡一物,除供食用以外,其用途远较牛马为小。但是中国人的先天的觉性上,总感觉宰牲口的屠夫是犯罪的,而且忤逆菩萨之意旨的。当一九三三年的大水灾,汉口市政府下令禁宰牲口三天,谓之断屠,所以向河神赎罪。而且这个手续是很通行的,一遇水旱灾荒,随处都会实行起来。茹素忌荤,难于以生物学的见地来辩护,因为人类是生而为肉食的;但是他可以从仁爱的立场上来辩护,孟子曾感觉到这种行为的残忍,但却舍不得完全摒弃肉食,于是他想出了一条妙计,遂宣布了一个原则,说是:“是以君子远庖厨也”,理由是一人未经目睹庖厨中宰杀的残忍行为,就算孔教哲学的良心藉以宽解下来了。这个食物困难的解决方法,即是中庸之道的典型。许多中国老太太颇有意于巴结菩萨,却是舍不得肉食,便在另一个方式下应用中庸之道,那便是间续的有定期的吃蔬斋,斋期自一日至三年不等。
然大体上,佛教确迫使中国人承认屠宰为一不人道之行为。这是轮回转生说的一种效果,转生说盖使人类仁爱同侪,亦仁爱畜兽。因为报应之说,使人警戒到来生可能的受苦;像眼前目睹的病痛苦楚的乞丐,或污秽恶臭的癞皮狗,都可为有力的直接教训,胜于仅凭臆说而无确证的尖刀山地狱。实在一个忠实的佛教徒确比常人来得仁爱、和平、忍耐,来得慈悲。然他的博爱,或许不能在道德上占高估的价值,因为每施舍一分钱或布施一杯茶于过客,都是希望为自己的未来幸福种下种子,所以是自私的。可是哪一种宗教不用此等诱饵呢?威廉詹姆士俏皮地说:“宗教是人类自私史上最重要的一章”。人,除了真挚的仁人君子,似颇需要此等诱饵。总而言之,佛教确促起了一般富裕人家的伟大事业,使他们慷慨掏其腰包在大暑天气用瓦缸满盛冷茶,备置路旁,以便行人。不管他的目的何在,总算是一件好事。
许多中国小说,确有描写僧尼之卑劣行为者,所是基于全人类的某种天性,总喜欢揭露伪善者的内幕。所以把中国和尚写成卡萨诺发(Csanova)那样的人物,加上以巫术与春药之类的秘技,是很平常的。实际也确有这种的事情,例如浙江省的某处,那里的一所尼姑庵实在是一个秘密卖淫窟。不过就大体上讲,大多数和尚是好的,是退让谦逊优雅的善人,倘把罪恶加之一切僧尼是不公平的。倘有任何恶僧的干犯法纪,只限于少数个人,而小说中的描写,因为要绘声绘形,写得生动,也未免言过其实。照我个人的观察,大部分和尚是营养不足,血虚体弱之辈,不足以闯乱子。此外,一般人对于中国之“性”与宗教的关系,尚未观察得透彻,致有误会。在中国,和尚之与艳丽华服的妇女接触之机会,比较其他任何各界人士为多。譬如每逢诵经拜忏,或到公馆人家做佛事,或在寺院中做功德,使他们日常的与一般妇女相接触。她们平时老与外界社会相隔绝,受了孔教束缚女性之赐,她们欲一度抛头露面于社会,其惟一可靠之借口,只有拜佛烧香之一道,每逢朔望或胜时佳节,寺院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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