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大夫。”
恩典是以为社会上名分观念的要素,亦为孔子理想中的君子统治的具人性的父母政府之逻辑结果。然则如老子所说“圣人不死,大盗不止”是否是对的呢?孔子的理想,似乎是天真的稚态,他想来一国之内,尽有那么许多贤人君子,尽够遍布全国以统治人民。很明显,他的算盘是打错了。在田野风的初民社会的淳朴生活时期,此种思想或许有实现可能,到了现代这个飞机摩托车时代,它一定失败,凄惨地失败!
可取之处,上面已经说过,为中国没有固定的阶级之分,没有贵族政治。这一点恰使吾人接近“命运观念”,因使社会上的不平等成为可忍受。命运的特征为无人永久地被践踏在下面,而压迫者与被压迫者常有机会互相对易位置。吾们中国人深信凡人皆有得意之一日,而“天理循环”,倘一个人而有才干,意志坚决,抱负不凡,总能攀高升腾。谁得预卜?一个卖豆腐的女儿或许突然地引动了一位贵显将军的注目;或许他的儿子交了鸿运,做了县知事的守门人;或则一个屠夫的女婿,假定是一个贫苦的中年乡村塾师,可以忽然中了进士,像《儒林外史》所告诉我们的,那时或许马上有一个乡绅从城里巴巴的赶来,邀他去他的公馆里住一程;另一个跑来跟他换庚帖,义结金兰;第三个也是富商,送他许多绸缎绫罗,许多袋白银;县知事又亲自送他两位艳婢,一个厨子,以替他的乡下妻子服役;这个屠夫乃乔迁至城中大公馆,不胜从心坎底部快乐出来,忘却往时他怎样的时常欺凌其女婿,却说他一向坚信女婿必有发皇之一日,现在他准备放下他的屠刀,而受女婿的奉养。女婿中了进士,岳父也交了好运。吾们羡慕他,但吾们不称他不公平,因为吾门叫它命运或幸气。
命运主义不单是中国人的智力的习惯,也是孔教传习意识的一部分。信仰命运与名分观念的关系如是密切,致使吾人有句流行俗语,叫做:“安分守己,听天由命。”孔子在称述其自己的精神进展时说:“五十而知天命。”又说:“六十而耳顺。”这个命运主义的原理为人们精力和知足精神的源泉,亦所以产生温和平静的中国精神。因为没有人常能交好运,而好运又不能临到每个人头上,人遂很愿意容忍这种不平等,认为一种合乎天然的法则。经由科举考试之路,有志才干之士常能获得一种上进的机会;更经由运气或经由才干,一个人可由非特权阶级升入特权阶级,就是他的得势的日子。一旦踏进了特权阶级,他便爱弄特权。随着地位的变迁,因生心理的变迁,他乃开始爱好一切社会不平等和一切特权。此种转变的面目,为现代每个革命成功人的显著特例,他握紧他的铁腕以限制报纸言论自由,比之他在革命初期所高呼打倒的军阀还要来得猛鸷。
因为现在他有了大面子,他站立于超越乎法律与宪法的地位,交通规则和博物院章程于他微不足道。这面子是心理作用的,仿佛中国人的生理面貌那样有趣,心理的面子更为神妙而动人。它不是一张面孔,可以揩洗或刮须,却是可以“得”“失”“争取”,更可以当礼物一样“赠送”。这里吾们达到中国人社会心理最微妙奇异的一点,抽象而不可捉摸的,但却是最高等最精细的规范。中国人的社交往来,莫不依此为准则。
中国人的面子,倒是容易举几个例子而难于下一界说。例如首都官吏,可以用每小时六十里速率开驶汽车,而交通规则限定每小时只许三十五里为最高速率,这就是有面子。倘若他的车子撞倒了人,当警察前来,他写写意意从小皮夹掏出一张名片,优雅地微笑一下,一声不发地拨开机轮,驶开去了,那他的面子才大得了不得。倘逢这警察不愿给他面子,假装不认识他,这位官老爷乃开口打其官话,询问他可认识本人的老子否?说罢,歪歪嘴,吩咐车夫开车,那么他的面子更大了。再倘使这警察坚持须把这车夫带入局,于是这官员打个电话给警察局长,局长便将车夫开释,而下令把那小警察革职,因为他有眼竟不识泰山,于是而他的面子真是大得和“天官赐福”一样了。
“面子”的意义,不可翻译,亦无从予以定义。它好像是荣誉而不是荣誉,它不能用金钱购买却给予男男女女一种实质的光辉。它是空虚无实际的,而却是男人家争夺的目标,又有许多妇女为它而死。它是不可目睹的,但是它却存在而展开于公众之前。它存在于太空之间,其声息似可得而闻;且其声崇高而充实;它不负公理上的责任,却服从社会底习俗,它耽搁诉讼,拆散家产,引起谋杀和自尽。但它也常使人经过同乡人辱骂之后,勉力自拔于流浪无赖的恶行;它的被珍视,高于尘世上一切所有。它比之命运、恩典,更有势力,而比之宪法更见重视。它常能决定兵家之胜负而毁坏整个政府机构。就是这空洞的东西,乃为中国人所赖以生活者。
倘把“面子”与西洋的荣誉观念混缠,那是大大错误。中国女子常为面子而死;假如她的裸着的玉体无意中给男人家瞧见了,便羞不欲生,好像有些欧美妇女,为了私生子,很想投河自尽那样。在欧美,一人吃了耳光而不能决斗以报复,那是他失了荣誉,不是失了面子。另一方面,倘有一位道台老爷的丑陋公子逛窑子受了侮辱,他马上回去带一队巡警来逮捕这个妓女,并封闭那妓院。那是他有面子,吾们实在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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