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diensky,Michels,Fadeev,Gladhov,Kollontay,Shishkov,Romanov,Pilniak,Ognoyov,Sosnovsky,Shaginian,Yakovlev,ATolstoy,Deminov,Erenburg,Arosev,Babel,Kasathin,Ivanov,IvaLuutsSannikoff,Seyfollina,Bakhmetev,Fedin,ASerafimovitch,Prishvin,Semenov,Sholokhov,NVNV,Vessely,Zoschenko,Tretiakev,Sobole,Kolosov,Formanov,Figner。这里,吾们不用说未提出革命以前的俄罗斯作家,像普希金、契诃夫、托尔斯泰和屠格涅夫,这几位作家在这个时期以前,已经是很熟悉于中国文坛了。契诃夫的全部著作都经译出,托尔斯泰的作品,译出者计二十种,包括冗长的《战争与和平》(只译出了一部)、《复活》及《安娜小史》。杜斯妥也夫斯基为一般所爱读的作家,他的作品译出者计七种,包括《罪与罚》。屠格涅夫早就出了名,他的作品经译出者有二十一种之多。高尔基横跨两大时代,不用说,是一代的宠儿。安特列夫和阿志巴绥夫,爱罗先珂因为列宁的影响也很受人欢迎。一百零几种后乎革命的苏联作品,其中有二十三种同时有二种译本出版,且有四种作品至有三种译本者。举其享名较盛之作品,则为哥伦泰夫人的《伟大的恋爱》(二种译本)、革拉特珂夫的《士敏土》(三种译本)、奥古郁夫的《共产党校童日记》(三种译本)、阿志巴绥夫的《沙宁》(三种译本)、西拉菲莫维支的许多作品(包括《铁流》)和披里涅克的许多作品。戏剧方面有西希可夫和依凡诺夫的作品。批评方面有卢那察尔斯基的作品。
这样大量的产品,好像使幼弱的青年中国一时难于吞咽,中国而倘有消化不良之患,似非可加以谴责者。霍桑和法朗士已不可挽救地过时了,是毫无疑义的。当局对于文艺事业现正瞩视而思有所作为。他们所能施行的方法如何,其后果如何,无人能预料之。检查制度是容易施行的,最近已见之实施。所困难者,在眼前的环境中将拿什么来满足人民。这里有三个方法。第一是谋些好差缺给那班作家,这个方法有时是很有效的,已有例可援。第二为禁止他们表示不满意,这个方法当然是下策。第三为真实地谋民族的福利而使一般感到满足,这光光是检查制度是不行的。中国人民现在可分为乐观主义者与悲观主义者二派,而后者实居大多数。除非是积极进行建设工作,用公直的态度考虑一切,但凭标语口号,华而不实的多言,不会赋予中国以新的生命,不论是共产主义抑或是法西斯主义。上一辈,他们想把中国倒推进古旧的礼教思想的轨道,包括妇女的遮掩生活,寡妇的守节制度的崇拜,结果决不能使青年中国同情。同时,那些共产主义理想者,肋下挟了大部马克思著作,蓄长了乱蓬蓬的头发,口吸苏俄卷烟,不断地攻击这个那个,也不会救得中国的困难。文学这样东西,依著者鄙见,还是文人学士茶余酒后的消遣品,古派也好,新派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