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诉给孩子们。任何幸存者和有幸未曾遭到放射能伤害的人们，都想忘掉在广岛死去的人们和面对死亡坚持痛苦博斗的人们。忘掉一切，自己要设法愉快地度过疯狂喧嚣的２０世纪后半期。
１９６４年１０月，在轰动日本的奥林匹克运动会上，一名在投下原子弹当日出生的广岛青年，被选为传递圣火最后一棒的运动员。当时，一名从事日本文学作品翻译的美国新闻记者，一个应该是最理解日本，和日本人拥有共同感情的美国人却提出意见，他认为，这项决定会使美国人想起原子弹而感到不快。这位当选的传递最后一棒圣火的青年，即便他被伤痕损坏了身体，暴露出放射能所造成的伤害，他是一个真正的“原子弹之子”，对这一选择，我也不会持有异议。恰恰相反，这些小伙子和姑娘们（他们有幸活了２０年）作为出生在那个日子里的广岛人应该是更为正常类型的人。然而，实际上这位被选中的中距离赛跑运动员，具有一个十分出色的健康的身体。那正是一个以人类自身的强韧令人震撼的肉体。他面带从一切不安中解脱出来的微笑，飞奔在巨大的运动场上。为了我将写进《下一代的原子病问题》一文中的广岛的重藤院长，我也曾为这位青年健美的肉体祝福。
但是，尽管如此，而那位美国记者却说，青年会使美国人想起原子弹而感到不快。他是企图将广岛的一切从美国人的记忆中抹杀。而且，这种意图还远远不仅出现在美国人的心头。目前，拥有核武器国家的所有领导人和所有国民，难道不是都想从他们的记忆中将广岛一笔勾销吗？正如《原子弹受害白皮书》所阐明的那样，与其说广岛证实了原子弹的威力，莫如说它是核武器导致的最为残酷的人类悲剧的证据。世界一般的态度是“暂且忘掉它，该做什么就做什么”。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领导人都异口同声地说，作为保卫和平的威力而保持核武器。至于它将为真正的和平带来何等的后果，或许可以拥有做出种种观测和理论根据的自由。实际上，现在全世界的印刷机正在十万火急地印制着他们的观测和理论。但是，这类百家争鸣的所有声音，显然都是从将现在的核武器视为一种威力的观点出发的。这就是当今世界的流行趋势或常识。此时此刻，有谁愿意想起曾陷入人类的极端悲惨境地的广岛呢？
在广岛我曾多次见到原子弹的受害者，他们都说自己希望忘掉原子弹，再也不想提起那闪光的瞬间。关于传递奥林匹克圣火运动员的选定，将会令人想起原子弹而不快。如果说有人拥有提出正当抗议的权利，那么这只能是原子弹的受害者，只有他们才真正痛切地希望忘却那一天的悲惨，而且，为了能够正常地生活下去，他们也必然应该将那一切忘却。我在大学时代曾有一位出身广岛的同学，在读大学的四年里，他一次也未曾提起原子弹。他拥有保持沉默的权利，这是理所当然的。
在原子弹爆炸纪念日黎明时分的广岛，我曾在原子弹遇难者纪念碑旁，以及其他各种场所，发现几位妇女，她们以隐藏着深沉忧伤的可怕眼神凝视着，呆呆地佇立在那里。每当这时，我总是想叶夫图中科的诗中的一节。
她那凝视着的眸子，
虽然毫无表情，
但潜藏其中的悲哀与痛苦，
却是无可名状的可怕。
我即便走上前去和她们打招呼，恐怕她们也不会开口。她们同样拥有保持沉默的权利。如果有可能，她们有权彻底忘却有关广岛的一切。广岛对于她们而言已经足够了。尽管她们知道这绝对不利于原子病的治疗，但是，在想要离开广岛到其他城市定居的人们的内心深处，希望逃离存在于自己心中和外部的广岛，这一意念是否在起作用呢？当然，如果这是可能的，那么，他们是有权彻底逃离广岛的。
然而，如果一旦发现了原子病的苗头，他将再也不可能忘记广岛，也不可能再逃离广岛。当然或许有人会采取这样一种态度，那就是即便住进原子病医院，也不去想广岛而打发着日子。如果有可能有意识地不再寻求广岛，以尽可能地远离广岛的心情生活，而且当病痛痊愈回归社会之后，仍可以同广岛毫无关系地生活，那么，这位患者就将是最幸福的。如果所有的患者都能如此，那将是一桩多么美好的事情啊！然而，以宫本定男为例，他是一位拼着性命参加禁止原子弹氢弹运动的患者，他有意识地接纳了广岛，他敢于回忆发生在广岛的最为残酷的人类悲剧，他通过写文章追述他所经历过的往事；他一遍又一遍地向来访的外国人诉说，而且面带微笑。他不仅没有逃避广岛，相反地接纳了广岛。他究竟是为了谁呢？他是为了当他悲惨地死去之后将继续生存的、除他自己之外的所有人类，是为了我们。宫本定男的热情，恐怕是来自于他正面临着自身难以逃避的死亡。同样死于广岛的优秀诗人岞三吉也突然满怀热情地倾向政治，并在他发生了致命的大咯血之后还参加了实际的行动。丰田清史曾证实说：“２４年４月，大咯血不可否认地将岞君带入了死亡的恐怖之中……而对于死亡的畏惧却使他决心加入日本共产党，并于６月５日参加了那次船越町的日钢事件斗争”。
为了战胜自己面对悲惨死亡的恐怖，必须确信活下来的人们能够从他们为战胜悲惨的死亡所做的一切当中受到启迪，从而使自己的死为生者做出贡献。如是，则死者就会化为今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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