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我的语言不很清晰而使得店家难以听明白……
落第后经过一年复习准备，也就是我第二次参加高考时，从那一年起，东大开始接受来自台湾的考生。考试最紧张的时候，我的一张答案用卷掉到地板上被旁边的学生给踩住了，于是我举起了手，告诉监考的老师“由于事故，我的答案用卷被弄脏了，可以给我换一张吗？”老师——事后细想起来，这位老师是法语语法专家朝仓季雄先生——便缓慢地问道：“你—是—台—湾—来—的—学—生—吗？”我只回应了一句“是的”（笑），就像来自于外国的那些语言不通的青年一样，软弱无力地微笑着。于是，老师便给了我一份新的答案用卷。
刚入学那会儿，这位朝仓老师负责法语未修班，总是对我说：“早上好。饭菜，合口味吗？”我因此而非常尴尬（笑）。就在这样一种状态中，我体验到了逃亡者的感觉。为了使得这样的自己获得勇气，我决心凭借想象力，破坏并改变现实中即有的东西，我将来的生活要面向这个方向（笑）。总之，我决定在今后的人生道路上，不与落户于中心性场所，具有权利的那些人联手合作。想要如此生活下去的凭依，在我来说，便是文学，而在武满来说，则是音乐。
——写作《叫喊声》的念头，据说是一九六一年年初，您在从西欧至东欧和苏联的那次旅行归来的飞机里萌发的。
是这样的。我二十六岁时所作的前往社会主义国家圈的漫长旅行，是我遇上的一次机会，倘若我不写小说便不会遇上的机会。为了获得前往海外旅行所需携带外汇的许可，需要经过非常复杂的手续，当时就是这样的时代。旅行途中，我经过法国，那时伊丹十三已经结婚并住在巴黎，妻子是进口法国电影的那家叫做“东和电影”公司老板的女儿。伊丹十三曾在美国电影《北京五十五日》①里扮演救助艾娃·嘉纳的角色，他用那笔演出费的全额买了一辆捷豹，我就坐上了那车子（笑）。这次旅行，是依靠从保加利亚政府和波兰政府处得到的机票以及些微费用勉强度日的旅行。尽管如此，由于我在东京作为新人作家而略微为人所识，因此而成了我那神经症状的一个原因，所以在无人相识的欧洲，我或在旅馆里读书，或在街头漫步，那是一种感觉极好的体验。接受我采访的萨特以及他周围那些人所显现出来的亲切，也让我久久难以忘怀。碰巧与开高健②旅居巴黎的时间重合，曾被他劝说“不去找个妓女买春吗？”，我便答道：“与其做那种事，读书该多好呀！”于是，就被他在随笔和其他文章里大加逗弄了（笑）。这可是一次实在难得的旅行，成为我日后再度出发之契机的旅行。
我因走上文坛而受到追捧，可在那背后，也有一些公然的轻视和轻辱。细说起来，就是认为这个只靠表面才能一直在写小说的青年，很快就要走到尽头。另外，还发生了《十七岁》事件①，仅有的那几个结识不久的文坛朋友与我断绝了关系，我陷入到了如此窘迫的境地之中。感觉到这一切之后，我便与前一年刚刚和我结婚的妻子，一同过着孤独的生活。
——是这样啊？总之，发生了各种各样的事情。一九五九年，您还出席了江藤淳主持的研讨会并“发言”，将论文“现实的停滞与文学”交给了《三田文学》杂志。
在那个研讨会上，江藤淳打算从反对安保条约的组织中脱身出来的意愿越发坚定了。原本他就是具有成为中心人物的那种资质，在他此前发表反对安保条约言论的那个时期，简直就是一个例外。江藤淳以往曾强烈支持我的小说，那是在我登上文坛大约六个月的时候。那一时期，我对他写出的所有文章都非常理解，却也预感到，这种良好的关系很快就将结束。
后来的发展果然不出我的预料。在他去世前几年，我出席了野间文学奖的评选会，其间与酒量奇怪下降了的江藤淳说了几句话，同在一张席面上，对我们俩一直持批评态度的川村二郎①便说“好像是和好了”。可实际上并非如此。我与江藤淳确实只在最初那六个月里保持着理解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