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的余地了。
但是，战后第二年，新宪法颁布，半年后宪法开始实施的同时又颁布了教育基本法。我们大多数日本人心中所充斥的，就是刚才讲过的南原繁讲座中提到的对新生日本的决心和希望。我讲过，南原是一位依照和平宪法致力于教育改革的学者，其实我也是那个改革的受益者。村里办起了新制中学，我高兴极了。我母亲就是在那时把珍藏在箱子里的《鲁迅选集》给了我。那年我12岁，已经可以读《孔乙己》、《故乡》，我还专门把《故乡》的最后一段抄写在了学校发给学生的粗糙的写字纸上。我现在引用竹内好对那一段的翻译。
“我想：希望本是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鲁迅的这句话，对于当时12岁的我来说能理解得了吗？我重复着他的话，好像懂了，又好像没懂。但12岁的我非常珍爱这句话，我觉得鲁迅这个人太了不起了。
我19岁的时候开始了大学生活，开始阅读更多鲁迅的书。鲁迅所说的“希望”一直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为此我不知写过多少读书笔记（仅在新制中学读书时的笔记就有很多册），也多次把他的话抄录下来。
我在《华盖集续编》里读到一段，我想在这里读给大家。这是那篇悼念被杀害女学生的文章之后，在更加严峻的情况下，鲁迅前往厦门之前向北京女子师范学校的学生会发表的最后公开演讲，是记录下来的。
“我们所可以自慰的，想来想去，也还是所谓对于将来的希望。希望是附丽于存在的，有存在，便有希望，有希望，便是光明。如果历史家的话不是诳话，则世界上的事物可还没有因为黑暗而长存的先例。黑暗只能附丽于渐就灭亡的事物，一灭亡，黑暗也就一同灭亡了，它不永久。然而将来是永远要有的，并且总要光明起来；只要不做黑暗的附着物，为光明而灭亡，则我们一定有悠久的将来，而且一定是光明的将来。”
我仍然记得自己在读了这个谈话后的感想。我特别意识到自己进入大学生活就是开始了人生新的阶段。12岁时对《故乡》的阅读其实并没有理解透彻，曾经在笔记中写过“希望”将怎样才能出现呢？现在，鲁迅面对现实危机，站在犹如一堵高墙的黑暗前，把希望解释得那么透彻。再联想到《故乡》的结尾，鲁迅向我们保证希望是存在的！他，是属于希望的！19岁的我终于破解了12岁以来未解的这道题。随着人生岁月的流逝，我越发坚信这个道理。
五、我们必须改变毫无反省的状态
我从一开始就告诉大家，站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讲台上的我，内心是非常忧虑的。这是我真实的并不情愿的感受。我已经是个老人，在思考未来的时候，对于也许不久的将来会离开人世的自己本身，我并不做什么考虑，心里想的更多的是生活在将来的年轻人、他们的那个时代、他们的那个世界。我因此而深深忧虑。
我想到，自己在战后那些年曾经被给予希望，一直有一个心愿，就是希望与因日本人而遭受战争残害的亚洲、特别是中国人民真正和解，而现实能够告诉我们未来会是那样吗？我怀疑。在小泉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的那天晚上，与我有着同样忧虑的知识界人士向大家讲述的南原繁对未来的那个期望，今天正当年的日本人是否都懂得呢？如果现在的日本人没有那样的祈盼，将来的日本人又怎能把握好自己的思想和生存呢？
伴随着自己的这些忧虑、或者说尽管有这些忧虑，现在我想告诉大家的有两点。当然，这只是我的强烈的祈盼，并不是说我已经看到了在不久的将来实现的可能。也许在我的有生之年看不到这个可能。也正因为如此，我要把我的祈盼讲给你们。
我用汉语的祈盼（日文为“希求”——译者）这个词，它出现在带给战败后日本人再生希望的宪法中，也出现在教育基本法中，教育基本法与宪法在思想上、在丰富思想的感情上都是贯通的。我12岁的时候，曾经请教新制中学的老师，被允许把教育基本法的文章抄写在笔记本上（我总是把认为好的文章抄下来，这是小时候母亲教的，这个习惯保持到老，这也是自学者的学习方法），就是因为我深深地被“祈盼”这个词所牵动。
那么，刚才说过，我想告诉大家两点，第一点，三年前我的一个朋友死于白血病，他就是爱德华·萨义德，直到他过早去世之前，他一直主张巴勒斯坦的正义，批判当前充斥世界的美国的文化帝国主义。
他死后，日本的年轻电影人拍摄了记录萨义德生平的纪录片，其中有对他的同事们的采访。他们说，萨义德在他的晚年并没有找到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办法，但是，随着死亡的临近，萨义德逐渐变为“意思性乐观主义”，他认为，世界的人们不会永远这样，也许要经历很长时间，但巴勒斯坦问题是一定会得到解决的。萨义德的朋友们认为，虽然“不清楚他讲的很长时间到底是多久”，但对萨义德的“意思性乐观主义”有同感，并表示要继承他的遗志。
那么我也是这样想，虽然我忧虑现在的日本人与亚洲的人民、特别是位于其中心的中国人民之间很难达成真正的和解，也许需要很长的时间，但我应当抱着最终能够达成和解的“意思性乐观主义”度过自己的晚年。因为，如果我们不这样做，亚洲的人们、特别是日本人又怎能对未来抱有真正的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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