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起他们。上天赐给我们这场战争，让我们的人民和军人并肩作战，看谁才是最优秀的人种。’她说，‘当一个民族看不起某个征服者时，对方不可能征服他们。’”
“这完全符合我的理论，”博雅道，回复到他哲学化的心境，猛抽他的烟斗。“这十分明显，如果我们遵循这种正确战略，我们会赢。这是我们的唯一致胜之道。”
“再谈你的战略吧。”老彭道。
“我们必须了解这场战争的特殊性，”年轻的博雅说道，“这不是通常所说的战争，战场上两军势均力敌的战争，这将是一场全民加入的战争。日本人将拿下上海，随后攻下南京，再封锁海岸线，这事像白天般清楚。然后我们看会有什么事发生。假设中国人精神崩溃，中国便完了，但是如果没有，这场战争就变成一个全然不同的问题。整个的海岸要放弃，所有沿岸城市被敌人攻占，千百万市民不是接受奴役，就是逃到内地去。战争的担子就落到一般百姓身上，而一般人民也必须能够挑得起，必须忍受可怕的艰辛和匮乏。但是为了有勇气来承担这些苦难，每一个中国人都要恨日本人才行。因此，日本兵就得继续像现在，维持兽性和暴行。城市必须烧毁，老家必须放弃，农人必须离开他的农场和牲口。没有一个人情愿如此做过。你曾读过《战争与和平》，俄人并非有计划故意烧莫斯科。除非敌人格外残忍，你不能教老百姓逃离家园。每场战争都免不了杀戮和残暴，光这些还不够，人民必须被视为奴隶；任何人不管附敌或抗敌都不安全，无论是农夫或商人的女儿、母亲和姊妹，谁也不安全。不过尽管就这样也无法迫使人民放弃家园、焚毁城市，每个被迫逃亡的人都必须有段非常羞辱、非常不人道的经验，在进一步受辱和流亡作难民之间，别无其他选择。就连这些还不够，人民必须见到极端可厌、触犯他们的固有伦常关系和道德良心观念之事才行。”博雅继续用冷静的态度分析着，“我的意思是，妻子在丈夫面前遭人强暴，女儿在父亲面前被人蹂躏，婴儿腹部用刺刀戳入，战俘被活活烧死或活埋，进而彼此间相互挖掘的坟墓。还要有公开的交媾。怪了，你说，这对日本兵要求太多了，使他们看来不像是征服军，反倒像野兽。但是这些一切都发生了。而且最要紧的，这必须无阶层划分：敌人不仅强xx农人的女儿，也同样打劫富人；大公司必须没收，小店铺也被闯掠；动产必须被烧或破坏；敌人必须像最可恶的强盗。那么所有的军事行动都失去了意义。”
“你根本不知道你自己会怎么说。”老彭说，“我告诉你邹县农夫告诉我的。日本兵宰了一头母牛生吃它。农夫看到他们抓起母牛，倒挂在一根柱子上，切割它，每位军人都用刺刀插入它的关节，切下一片肉来生吃，母牛痛苦号叫，军人却在旁边大笑、大闹、玩柔道，你想想农夫的心情怎样。”
“我没想到日本兵如此之坏。”博雅说，“日本人既以天皇为名，如果他们想征服中国，何以让日本兵如此丢人现眼呢？日本军队确实比大家想象中还糟糕。因此本来我不敢确定说我们会赢，现在却有信心了。这场战争结束后，我将去日本，好好研究这个国家。”
博雅停了停，他的烟斗已熄了火。老彭一直在注意倾听，发觉他朋友的声音出奇地平静，和强烈的话题不太相称。
“你把人类的苦难说得太轻松了，博雅弟。听你说似乎是你希望这些酷行和痛苦降临在我们人民身上一样。”
“我并不希望这些降临在我们人民身上，我只是在叙述这场战争的特质，以及牵涉的因素。你承认吧，这是一场全民战争。”
老彭额上的皱纹加深了。“是的，嗯，一场全民战争。除非你到乡下去看，你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但是这一场可怕的民族仇恨——不知将持续多久！我想经过五十年我们的人民也难忘怀他们所看到的，以及他们所经历的。这对日本人十分不利，你知道吗？我们的人民对这些跨海而来的邻人将予很低的评价。同时别忘了：仇恨也许可以忘却，鄙视则否。一旦你对敌人失去敬意，就永远不再复存。裘老太太是对的，一个民族若瞧不起某征服者，你不可能征服他们。”
“日本人必须要了解这点，”博雅说，“归根究底，他们之所以对皇军荣誉那样敏感，坚持老百姓要向哨兵行礼，来恢复他们的自尊心，就是这个道理。”
“但是对你的战略而言呢？”
“刚才我只说了一半——我们的同胞必须能够担负起来，这点我敢确定，不能确定的是另一半。如我所说，这是一场独特的战争，历史上不可能再给我们第二个例子。假如日本人征服海岸，我们的人民移居内地，只留下一片焦土；假如我们愿意烧毁自己的城市，千百万人民愿意放弃或离开家园；假如我们的士气没有崩溃，军人不畏日军，人民团结奋战到底，成功还是取决几个因素。日本人封锁海岸线，试图侵入大陆，结果愈陷愈深。我们有整个大陆足供退守；我们有土地，这就表示我们有时间。我们必须牺牲部分土地，以赢取时间战斗。我们必须利用土地、人数的天然优势，拟订拖延抵抗的策略，否则我们就失败了。我们的海岸和长江，整个长江盆地，都很容易受害，但是其他的疆土却多山艰险。为了使敌人蒙致最重损失，设法延缓他们的攻势，我们必须保留主力，补充精良的新兵。但是既然我们要抗战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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