候出发，也许就在这几天。如果你真想和我们走，我和彭先生说说看。”
少女现在察觉到自己是对一个小时前尚完全陌生的小姐说话，同时她看到梅玲的美貌和好衣裳，几乎后悔说了那些话。
“噢，你是幸运的人，”她说，“你有亲人和金钱。我只是个可怜的乡下姑娘。”
梅玲温柔地看着她：“你说我幸运？等我告诉你我的故事，你就明白了。”
正是日落时分。少女说她们该回寺庙了，房间里没有灯，玉梅说她们如果迟到，李小姐会骂人的。
“你怕李小姐？”
“嗯，她会骂人。她不了解我，还怪我不快活。”
“你没告诉她你的事情？”
“我何必告诉她？我不敢让她看到我的眼泪。”
由于彼此有了新的了解，以至于那天晚上两人同躺一床。一个小房间两张床住四人。她们在黑暗中脱衣，尽可能把东西摆好。另外两个是女学生，各有一个爱人，她们正兴高采烈地谈着恋爱、文学和战争，梅玲和玉梅静静地躺着，只低声说话。
“我不懂她们，”玉梅说，“你能看和写吗？”
“会。”
“她们说些什么？”
“她们现在谈现代世界的女权。”
玉梅不懂“女权”的意思，她沉默了好一会儿。等另外两个女孩子停止交谈了，她才对梅玲低语。
“你还醒着？”
“我睡不着。”
玉梅握住梅玲的手，放在她肚皮上。“你想是三个月还是四个月了？现在是十月。我是六月初结婚的，你怀孩子的时候是这样吗？”
“我说不上来。”梅玲低声说，“不过别担心。是他的孩子，我敢确定。”
她们两人都装睡，但是没有一人睡着。梅玲躺着，尝试去搜集一天杂乱的印象，然后又试着不去想它，只想博雅。少女的故事烦乱了她，她自己的身世回忆也像离谱的梦境般重返。然后她听到少女在她身边哭泣，此刻明白她眼里的凶光了。
“你一定要多保重。”梅玲轻声说。但她已经知道自己决不能留下这位无助的少女。
第二天早晨，梅玲告诉老彭有关玉梅的事情，并介绍给他，他也视为理所当然，如果少女要跟他们走，不能拒绝帮她，他说他会向司令谈。
午餐后，梅玲随老彭去见那位军官。
“我一直替你们注意这件事，”他说，“日本人沿着两条铁路正向南推进，两条线路间有激烈的战争，日本兵也很多。整个地区都有我们组织的游击队。如果你一个人走倒十分简单，但是带着像这样的年轻小姐——”军官看看梅玲。
“是的，我负责她的安全。”老彭说。
“在郑州附近会碰到真正的战斗，我想以下的火车也不可能让平民使用。你何不走路到天津再乘船呢？现在那个方向日本兵很少，我可以安排骡子或草驴，还会给你我们地区的通行证，每一个重要的大站我们都能派向导给你。那条路安全多了，也快多了。”
军官的口气很诚恳。老彭看看梅玲，她曾告诉过他不愿再进入沦陷区。“我不怕战斗，”梅玲说，“我们若不走天津，要多少时间？”
“谁知道？”老彭说，“对我，这无所谓，反正我要去内地。你不是希望能尽快到达吗？”
梅玲点点头。
“那我们就走天津吧，只要两三天的时间。”
她的异议似乎被征服了，但是害他脱离原来的路线，她觉得不好意思。“我若不跟你一道，你要怎么走法？”她问道。
“沿铁路直抵汉口。我们的军队很快会撤出上海地区。但是现在带你去上海是我的责任。”
“你能不能和他谈谈玉梅的事情？”梅玲低声地说。
老彭又转向军官。“有一个女孩子想跟我们走，行吗？”
“她叫什么名字？”
“玉梅，她在这里没有朋友。”
军官想了一会儿，“如果她叔叔回来，我该负责的。不过也许他死掉了。”
“拜托，毛司令。”梅玲开口说。
“毛同志。”军官纠正她。
“毛同志，她病了，在这儿又不快乐。我又不能像这样般把她丢在这。”梅玲央求道。但是军官说：“我恐怕无法答应，她叔叔说不定会来找她。”
他们回来，把军官的决定告诉玉梅。她痛哭失声，听说他们要去天津，她说她认得路，也许甚至还能看看她自己的村子。
“现在你的村子也许一个人都没有了。”老彭说。
“没关系。老爷，小姐，让我跟随你们到任何地方。”
老彭被她的眼泪感动了，就对她说：“跟我来见司令。如果你在他面前痛哭，也许他会答应。”
她再度哭求，军官说：“你叔叔回来，我要怎么说呢？”
玉梅停止哭泣，她用农妇下了决心的语气说：“就算叔叔回来，他也无法养我。”
老彭把军官拉到一旁，告诉他少女的情况：“她需要人照顾，否则她会绝望。”
“你从现在起要照顾她？”军官问道。
“你若愿意，我可以签一张证明。”老彭说。
如此老彭签了一张证明，玉梅也签了一张，但由于她不会写字，就握住笔在他们写的名字外面画了一个圆圈。
“这是对的，我想，”军官说，“反正我们都是难民，有你照顾，算是她的幸运。更可能的，她叔叔已经死了。我只能给你们两匹驴子，你们之中有人得走路。”
“我可以走，”玉梅说，此刻她的眼睛发亮，几乎美极了。“让我谢谢你。”
“明天天一亮我就替你安排向导和牲口。”军官以结束一项会谈的音调说。
梅玲和老彭出去散步，留下的玉梅虽然孤单却很快乐，但是山风凉爽宜人。他们由庙门出去，沿着走道向前。
梅玲想起玉梅，就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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