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事业”为己任的地方啊！不但给中国的文化艺术和文化艺术界人士定罪，还给外国的也定罪。比如就洋洋万言地批判过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艺术体系，批判过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在一篇歌颂中国现代芭蕾舞的文章中，还批判过古典芭蕾舞。
我心想，我要找的是文化部，怎么来到了这么个地方啊！虽然我不过是普通的十亿中之一蚁，即使“文革”中犯了什么文化罪，也没有被《红旗》“坑”一下的资格。但我对这个地方还是有些诚惶诚恐。
我掉头便走。
走了两步，忍不住转身说：“可人家告诉我文化部就在这个院里啊！”
站岗的士兵说：“不错，就是在这个院里，就在那大楼。这个门，是‘红旗’的门，绕到前面那条街的正门，才是文化部的门。”
我请求道：“那你就让我进去吧！”
士兵说：“不行！各走各的门。”
我说：“好，好，好。”
就又绕了十分钟，绕到了正门。看到文化部的牌子，犹如孩子看到了姥姥，心中涌起一番亲情。
“姥姥”家大门口也有持枪的士兵站岗。
被允许进入院内，急急地就往大楼奔去。
没想到在楼口又被一站岗的士兵横臂拦住，朝我要在大门外传达室填写的“来客登记单”。可我在院内急急走着时随手扔掉了。
士兵说：“你找回来。”
我见那士兵是个没法商量的人，无可奈何，只得返身慢慢地边走边找。院里有两个人站住，好奇地瞅着我，大概以为我丢了钱包或什么贵重的东西。
还找到了。怕受到士兵的斥责，认认真真地用手抚平展了，才敢持着重新入楼。
终于进入楼内，先前那种孩子见到了姥姥般的亲情，一扫而光。院门楼口，双重警卫，不算“戒备森严”，也可谓“步步设防”了。我怀疑自己来到的不是文化部，而是什么兵种的司令部。
上楼时，就一级级走的很稳重，怕毫无精神准备之下，又从哪里冷不防闪出一个士兵，被拦住盘查。
还好，也就两重岗而已。
走上文化部那一层楼，碰到一位五十余岁的男同志，问他“毕业生分配办公室”在哪一房间。
答曰：“还没成立啊！”
我着急了，一时怔怔地竟不知说什么好，汗也顿时淌了下来。
他见我急成那样，说：“有一个人可能将负责这方面的工作，我替你去问问。”
我便站在走廊等候。
一会儿，那男同志引来了一位年近四十的女同志。她问我：“你是来报到的？”
我说：“是。”
又问：“哪个大学毕业的？”
我说：“复旦。”再次翻出介绍信递给她。
她看了看，说：“你报到得太早了啊！还有半个多月呢！昨天才让我负责这项工作，我一点都没头绪呢，你十天后再来吧！”
我急忙说：“那可不行，这十天我住哪儿啊？”她问：“你家在哪儿啊？”
我说：“哈尔滨。”
她说：“那你就回哈尔滨嘛，晚来报到几天也没什么的。”
回哈尔滨——我衣兜里只剩下十来元钱了，不够买火车票的。
我不好意思言明，只说：“反正我是不能回哈尔滨的。要能，我就不在北京下车了。”
她听了我的话，以为我有什么特殊的隐衷，又问：“北京没有亲戚？”
我摇头道：“没有。”
再问：“也没有同学。”
我摇头道：“没有。”
继续问：“一个熟悉的人也没有？”
我说：“有几个当年在北大荒同连队的北京知青。”她似乎替我解了一大愁，说：“这就好啦！住他们家吧。三天后你来找我。不能再提前了。我这已经算照顾你了！……”
还说什么呢？不能再说什么了。我表示了十二分的谢意，心情沮丧地离开了文化部。
四点多了，我不知该向哪里去？头脑里倏然想到一个人——黄宗江。
便决定去找他。
那时我还不认识黄宗江老师，但已认识了黄宗英老师。在上海读书三年，我觉得最荣幸的事，便是认识了两个我极尊敬的人：一个是黄宗英老师，一个是茹志鹃老师。每每想到她们，心中便怀着感激。
我认识她们，说来也算“机遇”。
粉碎“四人帮”后，上海召开了一次全市文艺工作者的大会，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多少多少周年。复旦大学中文系出席了一名教师，两名学生。我是其中之一，参加小说组讨论，担任记录员。如果我没记错，茹志鹃老师，好像担任副组长。小说组还有巴金老、师佗、任干……共十几人。
巴老那年身体尚健，行走时步子也很稳。给我的印象是不多言词，平易近人，说话很慢，仿佛句句都须经过思考。虽然“文革”中遭受摧残，名誉还未得到公开恢复和平反，但毫不自轻。从那张“思想者”型的脸上，不难看出内心的刚强自尊。会议开了五天，我们常在一张桌上吃饭。我没与他交谈过。因为过于敬重这矮小而又难以压垮的老人。但吃饭时，常替他盛饭，或主动将他夹不到的菜盘往他面前递一下。茹志鹃老师发言不多。身为讨论主持者不得不“请求”别人发言。我看得出她把那“差事”当成一种罪受。读过《百合花》的人，都说茹志鹃老师该是个清秀女性。似乎不应像她本人身材那么高，手那么大，还吸烟。似乎她写《百合花》时，不是个百合花般的女性就不太对劲。而且还有的说她的名字也是那样的文雅。
我没见到她之前，想象中这位使我崇敬的女作家，也不是她本人那个样子。但见到她之后，又觉得她就该是那个样子。觉得吸烟对她来说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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