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怪他那么无精打采的。我主演的这出“春草闯堂”正赶在了锣鼓点上。我毕业鉴定中“与‘四人帮’作过斗争”那一条，显然对他们每个人都起到了潜在的影响作用。
编辑部主任对我说：“你去找人事科办关系吧。”
真没想到奔波了数次，一个星期内忧愁得我吃不下睡不着的事，几分钟内就简简单单地解决了。
看来有些时候一味地温良恭俭让不行。该动肝火的事，还是得动动肝火。
“与‘四人帮’作过斗争”的“光荣”，虽然写在我的“第二灵魂”上，却常使我感到滑稽并羞臊。
政治有时对人过分慷慨……编辑部主任又问我：“你的东西什么的都在哪啊？”我说：“都打在托运行李里了。”
他说：“催领单到后，派车给你拉回来。”
我说：“那得先给我解决个住处吧？”
他说：“这事以后再谈。你先到厂招待所去吧，我这就打电话，给你安排一个床位。今天休息，在厂里参观参观，明天上午到编辑部找我。”
我就这样成了北京电影制片厂编辑部的编辑，分配在外稿组。
成了北影厂的编辑后，我对自己的“闯堂”行为竟感到后悔，感到羞愧，感到不安起来。回想自己当时的样子，总觉得有点“耍光棍”的性质。只怕给那些党委委员们留下的第一印象并不佳。
编辑部的多数同志却对我格外好。从主任到我们的外稿组老组长。后者是“三八”式的延安老干部，“鲁艺”出身，《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的作词者之一，电影《画中人》的编辑，肖红的故乡人，当然与我也就沾着点老乡的关系。他个子矮矮的，形象似农民，穿着也似农民，尺半长的烟锅整日不离手。最初我还很奇怪，以为他是位什么老“农宣队”的遗留人员。了解后，极生敬意。
他常于无事时同我聊几句。多次问：“在复旦怎么同‘四人帮’斗争过的啊？讲讲，讲讲。”
每一次都令我大惭。作谦虚状云：“没什么可讲的，没什么可讲的。”
他对我好感愈增，视我为一谦虚青年。
后来主任告诉我，如果我的鉴定中没有那一条，就凭我当时“闯堂”那种“红卫兵”遗风，他是绝不要我的。其实我当“红卫兵”时，反倒“温良恭俭让”。“大串联”回到哈尔滨，见了我的语文老师，当时被打成了“历史反革命”，剃了鬼头，我仍在校门口对她行礼，问“老师好”。因为我是她喜爱的学生。我的坏脾气，是到了北大荒后，在“接受再教育”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养成的。
母亲从小对我的一句教诲——“头三脚难踢”。意思是，到了一个新地方，新单位，在新同志中间，尤其要谨言慎行，给人留下最初的好印象。母亲虽然是普通家庭妇女，目不识丁，但却很重视对我们的家教。希望我们几个子女长大成人后，都文质彬彬的，说话慢声细语的，办事稳稳重重的。她认为的好青年，是那种“像大姑娘”似的类型。我在十八岁前，身上这种家教的成绩特别显著。不但文质彬彬，而且“羞羞答答”。十八岁后。这种家教的印痕开始模糊，开始退化。因为母亲已无暇再训导我。社会替母亲效劳了。社会的教育内容与家庭与学校大不一样，也比家庭比学校的教育具有说服力。它采取的是另外一种方式，往往刺激起我的反抗心理。两种教育在我身上都有潜在影响。平素我要求自己尽量文质彬彬，以礼待人。一旦反抗起来，则“怒发冲冠”，恨不得“尸横二具，血溅数尺”。地地道道的“匹夫之怒”。幸亏我身材瘦弱，毫无拳脚功夫。否则，大概早已闹出什么人命官司了。这些只能在看功夫片时体验一下“情绪打斗”。
然而我认为母亲那句教诲不失为至理明言。“头三脚难踢”，便得“踢”好。一般说来，我每到一新单位，新地方，“头三脚”总还是“踢”得可以的。一旦天长日久，免不了来次“头球”或者“倒构”。那“球”多半都是朝领导们射去的，结果常常是好印象一脚“勾销”。谁有忒好耐性一年三百六十多天，天天地“温良恭俭让”？偶尔露一下“峥嵘”也是要得的。
最初的日子，我在编辑部安分守己。每天早早地就从招待所来上班，拖地，擦桌子，打水，然后正襟危坐看外稿。穿的也很朴素，走在路上也不拿眼乱瞟姑娘们。不像某些年轻人见了有姿色的姑娘便“目灼灼似贼”，更不去搭搭讪讪、粘粘乎乎地结识年轻女演员或者“亚”女演员。下了班则关在招待所自己的房间里看书，从不在厂里东走西窜。节假日一个人闷得慌，就出厂门搭上十六路公共汽车，直达动物园，去看犀牛。所有的动物中，我最看不够的是犀牛。因为它从不在乎别人怎么看它，也从不作态。
总之我那时给人的印象是规规矩矩，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对编辑部的同志一律称“老师”。有时佯装乳臭未干，不谙世故，装得挺像。
一天终于作了件不文明的事，打了全国男女老少都熟悉的一名电影童星两记耳光。
我住的房间，四张床位。客满时一张床位也不空。那一时期时常客满。
住客中有位锦州汉子。人倒不错，但我对他的存在感到非常头疼。他是位“睡仙”，和你说着说着话，眼皮就合上了。眼皮一合上，就徐徐然如巨石倾倒。人一倒下，鼾声顿起，如雷贯耳。夜深人静，那鼾声犹如一台推土机在发动。我差不多快得神经官能症了。
终于盼着他与我“后会有期”，九点多钟便早早躺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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