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待审的犯人似的，双腿紧紧并拢，双手放在膝盖上，坐得那么规矩。规矩得可怜。他留中分头，一张瘦脸刮得干净。穿件新蓝干部服，连领钩也扣着。虽旧却熨出裤线的灰裤子。一双黄色塑料凉鞋，赤脚。表情安静。
瞧他那样，并不像精神病人。
可传达室内除了他再无别人。
我问传达师傅：“精神病在哪儿？”
传达师傅朝那人努嘴。
我不禁转身诧异地再次打量那人。
他缓缓站起，文质彬彬地说：“我不是精神病，我是来送剧本的。”
表情依然如故。
我说：“我找的不是你啊。你误会了。我是编辑室的编辑，你带来的剧本可以交给我啊。”
他打量着我说：“我看你不是编辑。”
我问：“那你看我像干什么的？”
他一字一句地说：“我看你像保卫股的。”
我说：“你错了。”掏出工作证递给他看。
他看了，似乎信了。还给我，从一个黄色的学生书包中掏出剧本，双手捧着，郑重其事地交我。那表情，仿佛将千金至诚相托。
我接过剧本，问：“你的姓名。”
他从传达室的长椅下拖出一个口大底小的白铁桶，自内取出一卷红绸，默默展开来——红稠上，梅花篆体赫然醒目地写着四个毛笔字——齐天大圣。
我惑然。
他说：“这就是我的名字。”
我问：“你住哪儿啊？”
他指桶——桶内一条毯子，说：“盖天铺地”。那时他脸上才显出一种怪异的笑。
我说：“外边在下雨啊，盖天铺地哪成？”
他说：“行者苦中求乐。”
我便断定，他是属于那类主观狂想型精神病患者，一忽儿明白，一忽儿糊涂。这会儿是糊涂了。
传达师傅便上前替我“解围”道：“你是‘齐天大圣’，这里可不是花果山，也不是天宫，剧本留下，你快走，快走。”他瞪目道：“你把我当成疯子？”
我赶紧说：“你若是精神病人，我便也是精神病人了！”又转对传达师傅说：“让我带他入厂，我要和他谈谈。”传达师傅愕然地问我：“带他到办公室？”
我说：“带他到我宿舍。”
传达师傅不放心地看着我，低声说：“小梁，你何必？”我说：“不会发生什么事的。”见他还不放心，又说，“我哥哥也是精神病。”
我带“齐天大圣”到我宿舍，待之为客，与之攀谈。他糊涂劲过了，又明白起来，谈吐很是文雅。
攀谈中，我知他是北大毕业生，五七年打成右派，劳改六年。现虽已平反，重新分配了工作，单位却不要求他上班。无所事事，便写电影剧本。
我心中对他充满了同情。
当晚，留宿我处。
第二天，送至火车站，替他买了回河北的火车票。送入站内，又送至车上，与乘务员特别交待了一番，望着火车开走才返……
想起这两件事，我觉得，自己算得上一个有责任感的编辑。尤其对业余作者，从未劣待过，即使对方是一个精神病患者。
于是倍感大有回一封信的必要。
我在信中写道：“你的父亲是高级干部，你的靠山可谓固矣。你的剧本由各级负责人推荐，你的‘后门’可谓大矣。像大作这种水平的剧本，北影厂每年收到数千份。我厂委派了一位编辑副主任和我这位编辑加以扶植，对你可谓另眼看待矣！你乃三十多岁人，感冒发烧，区区小病，你的父母便‘放弃非常重要的革命工作，精心照料’也忒娇贵忒宝贝你了吧？老实讲，按一般稿件处理，你只能得到一张退稿笺罢了，而且将在三个月后……”
写完，装入信封，填了地址，怕自己忽然产生什么顾虑，立刻寄走。
之后，静坐片刻，想到文化部成立了一个什么“剧本委员会”，在部长同志直接领导之下，遂生一智，便又给“剧本委员会”写了一封信。
大意是：该剧本系某负责人之子改编，且有文化部及电影局领导同志肯定之评语。我厂拍摄任务已满，现寄你们，你们指示其他兄弟厂拍摄，似更加顺理成章，成人之美……附在剧本之内，一并寄走。
仅仅五六日后，“完璧归赵”。剧本被“剧本委员会”退回，附函曰：“该剧本既然已经你们扶植，你们还是扶植到底吧！恕不提意见。”
碰上了和我一样不具慧眼，也无伯乐精神的编辑！走投无路，不再犹豫，不再顾虑，草草填了信封，便退。我想，主任要我来当这个剧本的责编，还真是选对了人。我自以为“不辱使命”。
我想，权力之与文学艺术，恰如铁树之与菊花，本非同科木，“嫁接”也难活。偏若移花接木，何类“狗扯羊皮”？
现今有种说法：一等智商者经商，二等智商者从政，三等智商者才从文。“文”的经济基础，在“倒爷”们之下；“文”的社会地位，在“政府官员”之下，因此某些干部子女，便经商，便从政。“三等智商”的，便往什么电影制片厂啦，电视台啦，以及其他与“文学艺术”有关的单位或部门挤。果有“文学艺术”才华的，自当别论。并无“文学艺术”细胞的，岂非授柄于人，传诟于世么？且“文”假以权，权佐以“文”，结果必然是“文”腐蚀了权，权亵渎了“文”。那才是悲夫哉！
我顶讨厌文学艺术领域内现今种种假权势而压“文”、而欺“文”的风气。
动辄：“这个电影剧本某某领导同志看过，给予肯定了！”“这个电视剧本某某领导同志非常欣赏。”
“这篇小说某某领导希望发表并配合评论。”
文学艺术的圈子里，也真真有些俗不可耐之人。
某某领导“看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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