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服务的党”？
中国是中国人民的中国。中国的一切财富，巨细无遗，都是中国人民创造的。任何侵吞、挥霍、浪费人民财产的行为，都不应是中国共产党的干部们的行为，都是丑行，都应受到法律的制裁。人民希望是这样。如今人民对党也只有希望而已。希望“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不变；希望党风彻底好转；希望党内有几位“包龙图”，铲除邪恶，辅佐“朝纲”；希望改革之举成绩更大，弯路更少。而最大的希望则是——党内损公肥己、以权谋私者们不再继续下去。人民是既痛恨他们，又拿他们没办法。因为人民已将权力交给了他们，就像李尔王将王杖，交给了对自己始而恭顺继而飞扬跋扈的女儿女婿们一样。
老百姓有句话——“再一再二不可再三”。这也是希望。中国的老百姓是全世界最仁义最厚道的老百姓。他们很通情达理。江山是老共产党人打下的，打下了江山的人们有资格伸手向人民要好处。人民给，而且人民已经给了。包括他们的子孙辈们伸手向人民要或者就是像拿自己家里的东西一样去拿，去捞种种特殊的好处，人民也能宽宏地沉默着。中国的老百姓真是太仁义太厚道了。但是中国很穷啊！中国老百姓的生活普遍还很穷啊！要达到小康，还得努力奋斗到本世纪末呢！人民给不了那么多，人民负担不起。什么事情都得慢慢儿来，也得容人民慢慢儿给。别捞得太急了。即便是再一再二又再三，老百姓也还是只有希望而已。哪个国家的老百姓比中国的老百姓更仁义更厚道呢？哪个国家的老百姓比中国的老百姓更善于忍耐，更善于在忍耐之中仍怀抱着不泯的希望呢？以权谋私者，一心只想自己先富起来，全不将人民利益放在心上者，是应该感到羞愧的。
就在几天前，哈尔滨市一家制本厂厂长来找我，还讲到这样一件事：他们厂要买一台某种型号的印刷机，难以买到，就有人好心地为他介绍了一位经商的干部子弟。
对方说：你们要买的印刷机我有，可以卖给你们，但你们得给我百分之十的“个人劳务费”。给，明天就可提货。
一台印刷机十七万元。百分之十——一万七千元。问：“给开发货票吗？”
答：“‘个人劳务费’，开什么发票？”
拿国家生产的机器转手倒卖，一张口就敢一万二万的要“小费”，还美其名曰：“个人劳务”，这叫干什么？！而且让人百思不得其解：持介绍信为扩大再生产买不到，怎地竟会在某些人手中囤积居奇？他们靠的是哪方面的权力？
一天，我正在办公室写作，父亲来叫我，说家中来了一位个子高高的外国人。
我到北京后，素少交际，更从未结识过外国人，心中不免十分疑惑。
回到家中，果见一外国人静坐以待——申·沃克！
自从他离开复旦后，我从未见过他，以为他再也不会到中国来了。
想不到他竟从天而降，我们彼此的高兴心情，不必赘述。
我向父亲介绍道：“这是我的朋友，瑞典人。”
沃克站起身，头触到了吊灯罩子，噼里啪啦掉下无数塑料饰穗。
他脸倏地红了，立刻弯腰去捡。他那高个子，弯下去就很困难。只好曲一膝，跪一膝，像一个高高挑挑的外国小姐，正行着曲膝礼时一条腿抽筋了。
我忍笑帮他捡。
父亲则冷冷地瞧着他，又冷冷地瞧着我，不知我什么时候，在什么情况之下认识了这个外国人，而且称他为“朋友”。父亲是怕我出了点名，忘乎所以，犯什么“国际错误”。父亲习惯于将“里通外国”说成“国际错误”。对与外国人交往这种事，父亲的思想认识仍停滞在“文革”时期，半点也没“开放”。
他常说：“别看那些与外国人交往的中国人今天洋洋得意的样，保不准哪一天又会倒霉，到时候哭都来不及。”
沃克将那些被碰掉的塑料饰穗全部接过去，从容不迫地往吊灯罩上安装。
我见父亲那种表情，怕沃克敏感到什么，又补充介绍道：“在复旦时，我们俩一个宿舍住过呢！”
沃克安装完毕，对父亲笑笑，落座，也说：“我和晓声是非常好的朋友，我在中国交往的第一个朋友。那时还是‘四人帮’时期呢，我们的友谊是经过了一些考验的。”说着转脸瞧我，意思是问我——对吗？
“正是这样。”我对他说，也是对父亲说。
父亲“哦，哦……”应着，退出屋去，再未进来。
如今，一个中国人能称一位外国人为自己的朋友，倘若这外国人又是来自所谓西方世界，诸如瑞典这样一个“富庶国家”，并且还是一位年轻的博士，那么仿佛便是某些中国人的不寻常的荣耀了。
我称沃克为自己的朋友，不觉得在名分上沾了他什么光。他视我为朋友，也肯定不会自认为是对我的一种抬举。他的博士头衔，在我看来也并不光芒四射。他获得这学位的论文——《中国古代民歌研究》，还是在大学时我帮他搜集资料、抄写卡片，互相探讨之下完成的。
他这次是到驻中国的一个办事机构工作的。他从“青年报”上看到介绍我的小文章，才询问到我的住址的。
以后，他几乎每星期六晚上都到我家中来做客。他喜欢喝大米枣粥，喜欢吃炸糕，黄瓜罐头，还喜欢吃饺子。我们就每个月让他吃上两顿饺子，更多的日子只以粥相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