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在那辆紫红色“王冠”里在那个小食杂铺子里发生的惨剧，他们才会有点儿在乎起来吧？……
我对妻子和儿子说，我没法儿送她们去机场了。去了也没用。应该退而求其次，去火车站。我让妻子和儿子骑上自行车先行。她们刚骑到那辆四轮朝天的“桑塔那”旁又双双下车了。
儿子回头转身朝我喊：“爸，爸！你快过来！这辆车里还有人，是个女人！”
妻也朝我喊：“看样她还活着！咱们救救她吧！”
我只得暂且按捺下我的一个坏念头，也骑车赶了过去。
我和妻子儿子蹲下细看，那女人果然活着。满面鲜血。车内还有一个女孩儿。在那女人身旁。显然已经死了。头搭拉在左肩上。人的头歪到那么一种程度是必死无疑的。车被掀翻之前遭遇到了猛烈的撞击。车头四向驾驶室，几乎扁了。
那女人自下而上地望着我们。鲜血糊住她的眼睫毛，在清冽的路灯光辉的照耀下，看得出她是在多么尽量地瞪大着眼睛。
她声音微弱地说：“救救我……救救我……车里的皮箱内有钱……都归你们……”
妻说：“你倒是快想办法呀！…”
儿子也说：“爸，救救她吧！…”
我认为若不将车翻过来，是没法子将那女人拽出的。
于是我果断地说：“来，咱们翻车吧！”
我们一家三口齐心协力，几经努力，却不能将那辆四轮朝天的车翻过来。
儿子放弃了努力，跑至人行道边儿，挥手，跺脚，喊叫——一辆辆车从他面前疾驶而过……
他回到我们身旁时脸上亮晃晃的。那是一个少年的眼泪被清冽的路灯的光辉照耀的结果。
“我诅咒这座城市的人们！谁都将长出尾巴无一幸兔——包括逃离了这座城市的人！……”妻马上喝止他：“住口！难道你也诅咒你自己？这样的时候不许随口说不祥的话！
我见儿子在冷笑，仿佛是上帝本人化身为我的儿子在冷笑。
而那头朝下窝在车里的女人，始终不断地在喃喃哀求道：“救救我……救救我……千万别不管我……”
忽然身后的树丛中一阵响动。我扭头望去，望见一张可怕的男人的脸。我觉得我见过那张脸。猛想起了那辆紫红色“王冠”里的情形。他的脸比当时更可怕。他的眼睛绿莹莹的。他在咧嘴狞笑，口中吐出蟒蛇的带叉儿的舌芯子。
我再也顾不上救那奄奄待救的女人，一手扯着妻子一手扯着儿子撒腿就跑。而在我们身后，传来了那女人撕心裂肺的哀号……
我们气喘吁吁地跑上了一座立交桥。驻足回望，见那蟒尾人将自己的蟒尾缠在一根水泥电线杆上，身子悬在半空中。悬在马路上方，朝马路上川流不息的车辆不停地挥动双臂，似在玩耍自娱……
我想，他没对我们穷追不舍，肯定是因为那向我们求救的女人的肉饱了他的腹。我不禁充满感激地为那女人的灵魂暗暗祈祷。如果她不被吃，我不知我失去的将是妻子还是儿子？或者是她们失去了我这个长出了耗子尾巴的丈夫和父亲。蛇不是最爱吃鼠的么？
翌日，全市武警出动，荷枪实弹，将一切被普遍认为最善于制造谎言和说假话的人，统统予以收容，实行紧急监管。好比在“国庆”前，春节前，重大外事活动前，对种种社会危险分子实行紧急监管一样。初战告捷，第一批便收容了四千余人，分男女监管在两所大学里……
此乃我建议的应急措施的第二项。
其实，按照我的本意，只出动公安力量就可以了。而且，也不必搞得声势过分浩大。但市常委会认为，公安部门的同志，恰恰可能都是一些因保卫人民，打击各类犯罪分子而说过假话的好同志。试想啊，犯罪分子们么，一被逮捕，一经审讯，哪一个不是假话连篇呢？要办他们的罪，以机智对付狡猾，以正当的、从忠于职责出发的假话套供的事，总是难免的吧？既然如此，也是要长出尾巴来的。何况公安部门，也不乏腐败分子，蜕化变质分子，勾结和包庇犯罪团伙的“内奸”。这些家伙中，有的已经长出了各类尾巴，没法儿再穿警服了。有的已经长出了大大小小的包，惶惶不可终日，行动受碍了。所以市常委会经过讨论，统一了思想，统一了意志，决定主要依靠武警落实第二项应急措施。
各行各业各机关各单位各院校各居民组，都火速成立了检举站，设立了检举箱甚至检举电话专线——专门对付那些表面看起来似乎挺诚实，不爱制造谎言和说假话，而实际上信奉“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不制造点儿谎言会憋出毛病的人们。一经检举，即刻收容。
此乃我建议的应急措施的第三项。
第四项当然是“领导搭台，文艺唱戏”之近年来时兴的常规举措了——几天内城市里便到处都出现了标语、口号、警句的“海洋”。
“说一句真话就等于向他人献一份爱心！”
“咬住假话出门去，不带尾巴回家来！”
“干部要自尊，党员要自诫，群众要自觉！”
“将尾巴还给动物，将体面留给人类！”
……
等等，等等，不一而足。
从幼儿园到小学校，阿姨和老师们，都在教孩子和小学生们唱词曲家们紧急合作的新歌——“翻山并不难，越岭并不难，从小说真话，其实更不难……”
老年秧歌队也不甘示弱，老当益壮，一边在马路上大扭其秧歌，一边激情澎湃地引亢高歌：“同志们那么呼嗨，要记牢那么呼嗨，说真话那么希哩哩哩刷啦啦索罗罗罗脆，不长尾巴那么呼嗨！……”
在市委宣传部的直接领导之下，连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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