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的文件没少发。不是吗同志们？该耳提面命强调的，也没少强调过。难道不是吗同志们？比如这一次，我要求宣传部长一定要出席陪同观看，人场券一定要发给那些讲文明有教养的公民，不得乱送关系票。不得有一张流失到不文明没有教养的人手里……”
他望着我，仿佛望着一位上边派来的“调查大员”。仿佛对我摆脱了责任，也就等于对上边摆脱了责任似的。
于是市长的目光也望向了我。这时我脸上一时不知该做出怎样的表情才好。任何一种表情，不是会使市长不高兴，便是会使市委书记不高兴。
我索性弯下腰，低下头，捂我那只被蜇过的脚腕。这样他俩就谁都看不到我的脸了。事实上我脚腕那儿也的确仍在疼。我夸张地发出噬噬的不停吸冷气的声音。
“宣传部长呢？徐部长呢？难道他当时不在么？他管干什么的呢！”
市委书记突然发起脾气来，一副脸不是脸鼻子不是鼻子的怒相，大步腾腾地跨到电话机那儿……
我问：“您要给徐部长打电话么？”
他说：“对！出了乱子到现在也不来汇报！我要他给我个交待！”
我起身走过去按住了电话。我对他说您不必打电话了。徐部长他此刻肯定不在家里，而在医院里。因为我已经初步审问了一下被逮起来的人中的几个。从他们口中了解到了当时的一些详情。据他们交待，徐部长当时也争着自荐要当“三分之一个日本”的女婿来着。有人亲眼看见他的尾巴也被别人拽掉了。那么他这会儿不在医院里，又会在哪里呢？
市长问什么“三分之一个日本”的女婿？
他这一问才提醒我——最主要的一点倒忘了向他们汇报了。于是告诉他们，花旗参枝子的父亲是日本数一数二的大银行家。除了是银行家，还是实业家。在日本的铁路、海上运输国际民航以及电子业方面，都占有着举足轻重的股份。她父亲只她这么一个女儿。而且他父亲已患癌症，估计将不久于世了。她不久将成为家庭庞大资产的唯一继承人了。那庞大资产几乎会直接影响到全日本的三分之一的兴衰。她若嫁给谁，谁还不意味着成了三分之一个日本的女婿了么？……
市长和市委书记不禁地互相看了一眼。
市委书记问：“当真？”
我说：“千真万确。这些情况，都是花旗参枝子小姐的私人秘书亲口对我讲的！”
市长却连连说：“原来如此，原来如此，原来如此……”
仿佛出生以来，就只会说“原来如此”四个字似的。
市委书记指着我又说：“你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么重大的背景，你们尾巴旅游社怎么预先一点儿情况都不掌握？嗯？”
市长也随之将目光瞪向我连连重复市委书记的话：“你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你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你也有不可推……”
我只得低下头承认：“是的是的。我也该负一份责任！我也该负一份责任！对我自己该负的责任，我绝不往两位领导身上赖……”
这时电话猝然而响。市委书记离得近，一把抓了起来……
“对。我是市委书记。市长同志也在。您在哪里？”
“市委书记大人，市长大人，我是‘凶尾帮’的！我现在通知你们，花旗参枝子小姐，目前在我们手里！我们将她绑架了！她的身价，想必你们已经知道了！我‘凶尾帮’要求你们通知她的父亲，派人送五亿美元赎回她的女儿！一个星期后我们若不见赎金，便撕票！……”
对方说话的嗓门儿十分大。每句话我和市长都清清楚楚地听到了。市委书记另一只手捂着话筒，眼望着我和市长，一时呆着木鸡。市长伸了下手，似乎想接过话筒——而市委书记，当然立刻就将话筒朝他一递。市长却又将伸出的手缩回去了。不仅缩回去了，而且背在身后了。于是市委书记就以一手捂着话筒一手递着话筒的姿态僵在那儿了。
我犹豫了一下，为了解决两位官员之间这一种尴尬的局面，见义勇为地从市委书记手中接过了电话。
对方问我是谁？
我机智地说我是市长。怕我如实自报家门，对方拒绝和我说什么，把电话挂了。那么一来，线索不就断了么？
对方又问：“你再大声说一遍——你究竟是谁？”
我只得对着话筒大声说：“我、是、市长！”
我刚一说完，电话那一端静默了。我拿着听筒等了片刻，正要将电话挂上，却又传出声音了：“喂，你他妈的听着！你根本不是市长！你是‘V·文经集团’的王八蛋老板！你他妈的有什么资格和我们对话？快他妈把话筒给市长或市委书记！叫他们中的一个接着听！……”
显然，对方身旁有人。那人既熟悉市长的声音，也熟悉我的声音。而且非是一般的熟悉。
我不得不将话筒朝市委书记递过去。但他往后退，不接。脸上已淌下冷汗来。
我又将话筒朝市长递过去。但市长两只手都背到身后了。一个劲儿地朝我摇头。而后又一个劲儿朝我努下巴颏儿，那意思是还是由我来对付的好。
天可怜见这两位平素高高在上的官员，何曾想到过，有朝一日他们得跟黑帮打交道呢！分明的，他们早已都心乱如麻，半点儿也没了主张。
但我却和他们不同了。起码，我比他们早二三年就知道，本市确有几伙黑社会帮派势力。他们的势力也非同小可。帮羽遍插各行各业。甚至包括公检法部门都有他们的骨干分子。只不过他们一向从事的乃是经济犯罪，而且对共产党的法规政策倒背如流，最善于变非法为合法，所以有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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