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灾难，比它带给别国，首先是中国的灾难，似乎更具有恐怖性。
而且，半个世纪以来，任何一个国家，都找不出一条哪怕是相对成立的理由对日本表示较由衷的同情。
日本只能长久以来暗暗怜悯自己。
日本和美国的关系，很像金庸武侠小说中最常见的关系——剑侠或刀客，剪除了他的心恩人物，却同时扮演了对方儿子的“监护人”角色，类似“义父”式的“监护人”角色。他似乎忘了那小孩儿终究是要长大的，那小孩儿必然地也就长大了。轻功硬功内功外功都具备了，甚至足以和他“过招”了，眼见着一天天不再是他能控制得了的了，这时他的“监护人”角色便有些尴尬起来。
日本人对美国的心理，必是十分矛盾的。一方面，他们视美国为“义父”。另一方面，他们又怎甘永远处于“义子”的地位？何尝不愿摆脱美国的“监护”？
也许，中国，和我们自己，都在不知不觉之中开始习惯的太多了。也许，过不了多久，也就再没有什么事情和事件，值得我们稍微的震惊了。而居然仍保持着震惊本能的人，则理所当然地显得少见多怪，显得滑稽可笑，甚至愚不可及。
这真是一种令人沮丧的现实——当代之中国女性，一旦知识化了，很多一部分，也便同时“准贵族化”了，变成了些个“包法利夫人”式的女人。
“知识女性”和女“知识分子”，显然是极不相同的两个概念。
每年都从全国的大学里派生出前者们，却只能从众多的前者们之中派生出极少的后者们。
前者们往往更加对一切与女性的时髦相关的事物发生浓厚兴趣。因为她们往往自以为有了“知识”，便拥有了尤其要享受时髦的特权。
看来仅仅“知识化”未必就会使女性在精神品格上自立自强；正如仅仅富起来未必就会使男人成为文明人。
中国当代并不缺少男文化人和女文化人，并不缺少“知识女性”或“知识男性”，起码不像缺少起码的社会良知、社会道义、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那么紧迫地缺少。但却十分紧迫非常紧迫地缺少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尤其缺少真正意义上的女“知识分子”。至于形形色色的所谓“知识女性”，从来都只不过是时代的闪烁发光的边角料，正如玻璃厂里的玻璃渣子也闪烁发光一样……
刘晓庆是名气大大的女演员，但非是演技最高的女演员。名气高于演技，乃中外演艺界寻常现象，因素往往在“戏”外。
爱是文学艺术中老得不能再老的主题。却永远的老而不死。真真是一个“老不死的东西。”我想这大撅由于读者们总是一代一代老得很快，总是一代一代相继死去的原因吧？
大多数当代人既不愿执勤地生活在传统观念中，其实也不愿非常激进地生活在种种时代的“先锋”观念中。往往习惯于生活在传统与“先锋”之间的“过渡带”。
当代人不但要读关于爱的故事，更要读当代人创作的，尤其要该当代人反映当代人的。
老故事和畅销书之间的关系，其实正意昧着当代人和爱、和性、和家庭观念之间的尴尬——不求全新，亦不甘守旧。全新太耗精力，守旧太委屈自己。
近年，情形似乎有了很大变化。物质生活水准提高了，五十多岁的男人不再各个都像小老头儿了。四十多岁的女人也普遍都非常在意地减肥、健美，想方设法使自己年轻化了。事实上，她们也真比五六十年代的女人们年轻得多。人既年轻，心也就俏少。半老不老的女人们的内心里，其实是和少女们一样喜欢读爱情小说的，只不过不喜欢读爱情一方主角是少女的小说罢了。
半老不老的女人们和半老不老的男人们内心里所幻想的。直接的就是婚外恋。
对于婚外浪漫恋情的幻想，一个只有小学三四年级文化程度的女人，绝不比一个受过大学高等教育的女人或女硕士女博士什么的稍逊，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初级教育教给人幻想的能力，高等教育教给人思想的能力。婚外恋幻想是中产阶层妇女传统的意识游戏之一。
《金瓶梅》，它在每段赤裸裸的情欲和性的描写之后，总是“有诗为证”。而那些“诗”，几乎全部的拙劣到了极点，后来就干脆不厌其烦地重复出现。同样的字、词、句，一而再，再丽三地使用，好比今天看电视连续剧，不时插入同一条广告。
笑笑生毫无疑问是一个有间接淫癖的男人。他从他的写作中也获得着间接性心理的和性生理的快感。可以想象，那一种快感，于笑笑生显然的形同手淫。后人将“批判”和“谴责”的桂冠戴在他的头上，实在意昧着一种暖昧。
性爱在中国当代小说中，几乎只剩下了官能的壳。这壳里也几乎只剩下了人欲的流动。
没有温情的爱情是根本不可能的，正如没有氧的空气根本不是空气一样。
爱着的男女之间的温情都是有几分“肉麻”的，只不过“肉麻”的程度不同罢了。这一点一切爱过的男女——痴爱也罢，逢场作戏也罢，都是心中有数的。而且都是有切身体会的。
读过许多关于爱情的小说之后，我已经变得不大容易被爱情故事所感动了。
最感动当代人的爱情故事，必是发生在当代的爱情故事。
哪怕极平庸的当代爱情故事，也会至少吸引当代人中的一部分。
这种感动就像嫉妒一样。当代人不会嫉妒古人，不会嫉妒神话中的人和传说中的人。但一定要深深地嫉妒他或她周围的人。
一切的爱情小说，包括神话中的爱情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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