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不对之间进行判断。并且直至目前仍习惯于此。
我们的下一代人却总是在利于己或者不利于己之间进行判断。并且将这种判断过程越来越简化。
当然，这是非常岁月两代人之间的区别，并且是总体上的区别。
非常岁月却不仅两代人，几代人都有可能走在一起。
非常岁月绝不是对一代，而是对具体的每一个人的检阅。
非常岁月人人都有可能超越代沟，人人都“那一个”人或“某一个”人。
所以非常岁月才作用于历史这一非常意义。
我们这一代人总受一种塑造自己趋于完美的意识所纠缠！而完美不要说根本就不存在，连真善美与假丑恶的概念，有时也混淆不清。
我们的无限的尴尬正在于此。产生这尴尬的精神、心理、思想、观念之难言苦衷正在于此。
我看我们这一代，太习惯于将我们的灵魂交付给谁或什么了。
其实我们的灵魂首先应属于我们自己。它的主宰不应是别人而正是我们自己。没有比自己做自己灵魂的主宰最正当也最必须的了！
我们是时代的活化石。我们是独特的一代。无论别人怎样评价我们，独特本身，便是不容被忽视也不容被轻视的。
而首先是，重要的是，我们这一代人不要轻视和嘲笑我们自己。我们这一代也不要欣赏我们自己。我们没有任何轻视和嘲笑自己的理由或根据。我们也没有任何欣赏我们自己的理由或根据。
我们就独特地生活着存在着吧！不必和别人一样。也不必任性地和别人太不一样。
在独特之中，我们这一代的每一个人，都有与别人同样的权力生活得更宽松些。万勿放弃这一权力——生命对人毕竟只有一次……
女人们，如果——你们的丈夫已接近四十岁，或超过了四十岁，那么——我劝你们，重新认识他们。
对于许多中国男人，“四十而不惑”，其实是四十而始“惑”——功名利禄，样样都要获得到，仿佛才不枉当一回男人。“不惑”是假，是口头掸，是让别人相信的。“惑”是真，是内心所想，梦寐以求的。是目标、是目的。
非常值得注意的，是那些“而志于学”过，那些被认为或自认为“学而优”的，那些因此被社会所垂青，分配到或自己钻营到了权力场名利场上的男人，他们在三十七八四十来岁“要啥没啥”的年龄，内心会发生大冲击，大动荡，大倾斜，大紊乱，甚至——大恶变。由于“要啥有啥”的现实生生动动富于诱惑富于刺激地摆在他们面前，于是他们有的人真正看透了，不屑于与那些坏思想坏作风同流合污，而另一些人却照样学样，毫不顾借自己的品行、德性、节操、人格，运用被正派人所不耻的手段——见风使舵，溜须拍马，曲意奉迎，馅权媚势，落井下石，墙倒众人推，拉大旗作虎皮，弃节图利等等，以求“面仕”、“而服官政”、由被指使而“指使”。
女人们，重新认识你们的丈夫总之是必要的。即不但要考察他们在你们面前在家庭中的表现如何，也要考察他们在别人眼中在家庭以外究竟是怎样的，正在变成怎样的人。在他们学坏样还没到“舐糠及米”的程度时，也许还来得及扯他们一把，使他们不至于像熊舔掌似的，将自己作为男人的更为宝贵的东西都自行舔光了……
低收入水平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中国人，尤其不要经不起高消费鼓噪的煽动。你经不起煽动，你明明达不到高消费的收入水平，却倔要挤进高消费者们的队伍，结果乃是你扩大了它，你中了牟取暴利的商业的诡计，它反过来有理由继续高抬一切商品的物价，并将这一灾难转嫁于老百姓，其中当然也包括你自己，你的家人……
老百姓如果不为高消费的种种煽动所蛊，某些商品价格的不道德的拾高，则只能是牟取暴利的商业利润追求者们的巡地。商业也是有道德与不道德之分的。一种商品如果其利润高达几十倍、近百倍、乃至几百倍时，无疑是人类社会最不道德的丑陋现象之一。
如果我们当代人，总是习惯了面对当代的当前社会的矛盾、问题和忧患，回过头去从沉重的文化包袱中抖落出现成的什么原则和经验，那么，许多人便保不定犯教条经验主义的错误，而许多人也便会随手就从那包袱中商兴扯出多少“名言”就扯出多少“名言”，运用得很机智，招架得很潇洒——但是我们也就不能留给后人什么有意义的经验了。
如果以为一个社会跨人了“商业时代”，社会话题便只有“剩余价值”可盲了，那是非常浅薄的。也许恰恰相反，正是“社会再分配的时代”，人文环境之优劣，尤其能载舟，或者覆舟……
正如人有左脸又有右脸，社会和时代也是这样。它的半边脸是经济，另半边脸是“人文”(比喻总是有缺陷的)。人不能捂着半边肢体面地在社交场合周旋；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也不能这样子在国际舞台上获得更充分的尊严……
对“人文”环境的敏感忧患，可称之为一切国家一切民族的有责任感的一切知识分子和文化人士的本能。具有这一种本能，既不该被社会认为是可笑的或可恶的，也不该被自己觉得是害羞的或幼稚的。恰恰相反——知识分子和以文化为职业的人士们，只有将这一种本能自觉地转化为责任和义务时，才不至于成为有知识有文化而又“多余的人”。当我们被认为或感觉到是“多余的人”时，仅仅向社会和时代提出“为什么”并不能获得答案的全部，也还确实有同时向自己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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