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的那一种。用电控程序的。有烘干功能的。我想不通人为什么非需要那么昂贵的马桶。也想不通厂家有什么必要生产那么复杂的马桶。现在的中国人，虽然开始重视贫富贵贱之分了，但排便毕竟对谁都只不过是排便，无论多么讲究也够不上是仪式啊。就算真的讲究到接近仪式的地步，麻烦的还不是自己吗？……
是的，我认为，轮到我们这一代人犯错误——不，是轮到我们这一代人接二连三地犯罪了。
某类罪，要犯，先得有犯的条件和犯的资格。不是谁想犯就能犯的。比如贪污、受贿、以权谋私、权钱交易之类。
今天，在我的大批同代人面临“下岗”和第二次失业的严峻人生考验的同时，时代也出于需要，将我们中的极少数人推上了官位。
我回答他——他的话与实际情况大有出入。我说首先他应该明白，非是知青这一代人开始跻身中国的权力阶层了，乃是中国的中年人开始这样了。而这一般是时代的规律。古往今来，中老接替，历史一向如此。全世界一向如此。扫描国外的社会格局，权力阶层的平均年龄，大约比中国还要小十岁。时代迅进，事物更新，整个世界的权力阶层，正是越来越年轻化的趋势。倘他在仕途上有抱负，来日方长，大可不必因眼前情形而苦闷。其次，由于他自己也在权力阶层，终日所见皆大官小官。仰而望之，重重叠叠，故才生出山穷水尽疑无路的倔张。但是，只消十余年后，使他备感最直接压迫他的，也就是他所言“知青一代”中的顶头上司们，将整代的屈身而退，尽数随着某页历史翻过，旷出大片空白。那时他只不过四十多岁，龙中虎中，大显作为，充分证明自己的才干和能力就是了。和他的知青出身的顶头上司们明攀暗比，那是很没志气，也很没出息的。他们不过是时代所临时物色的一批过渡者。他们的优势是人生经历，他们的劣势是知识结构。他们从人生经历中总结出人生的经验，这是后天所得。而知识结构的普遍落伍，却是先天的严重缺憾。人生的经验人人都可以从自己的人生中总结。有了这一种经验的益处是，善于较自如地行使权力，也善于较圆熟地服从权力。知识结构却只能从知识中搭建，它比人生经验是更来之不易的。
请你以后不要再当着我的面动辄便你们“知青这一代”如何如何，怎样怎样。这一代总体上目前仍是中国最值得同情相待的人。
中国近千万“下岗”失业的人中，他们占十之六七。这才是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一批科长处长，一些副局级局级干部，在“知青一代”中其实少到没有什么代表性可盲……
权钱的交易好比手淫，最难始于一而止于一。
商业时代从无序到有序的过渡阶段，乃是利益二宇最为亢奋的“发情期”。就好比十六七的花季是人必经的青春躁动期。这一阶段，金钱发出更加骚态的荷尔蒙气味儿。每一项强制商业纳入规范法的出台，都预示着要钻时代的空子更难了，人对金钱的贪婪目的之实际更不容易了。受到这一种预示的刺激，形形色色的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是开展得更加频繁，建立得更加纯粹，交换得更加急迫而且更加赤裸裸了。
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各级干部，从上至下，从下至上，周密地控制着这一个近十三亿人口的大国。执政党中如果出了一个坏干部，我们可以叫做“棍”，叫做“恶吏”。如果出了一批，我们可以叫做“帮”，叫做“官僚势力”或“腐败势力”。即使构成了势力，也还是可以看成是“一小撮”。
然而，这“一小撮”如果抗瀣一气，狐假虎威、由于什么利益攻守同盟，亲若一丘之貉，并且从上至下，从下至上控制了一方政权。比如一个村的，一个乡的，一个县的，一个市的，一个地区的，那么，一方政权的性质其实就演变了。或者发生了彻底演变的危险。“公仆”们一旦为所欲为，嘴脸也就和当年的“黄世仁”无二了。“主人”们倘偏不驯，下场也就都跟“杨白劳”差不多了！
“文化大革命”时期，毛泽东把以江青为首的四条“党棍”叫做“四人帮”，而且进一步指出“你们搞‘四人帮’不得人心呢！”
现在，中国有许许多多的“官帮”、“吏帮”，少则几人，多则十几人，再多则几十人，上百人。有的已被揭发，受到了法办，有的尚未被揭发，仍遣遥法外。
稍加分析便可明白，这样一些权力“帮”那样一些权力“帮”的形成，归根到底是由于利益关系所决定的。
故我以为，反腐倡廉，首先要从高级干部以身作则做起。大官大吏，起码要时刻告诫自己，万勿因为钱财，而轻易就上贪官污吏的贼船。那贼船是上得下不得的。因为一旦上去了，就只能与贪官污吏们同舟共济了。他们的尾巴一旦被揪住，就跟揪佐了你的尾巴一样。你不说情，不庇护，不解救，那是不行的……
民心可欺，民心不可辱。他们看在眼里，心中是自有一杆秤的。
贫穷的经历只有对人有以上的“教化”意义，它才算是一笔“财富”。否则，贫穷只能是罪恶。而且几乎只能滋生罪恶。
“政治是非凡的痛苦”这一句话，又如一条潜在水底的怪鱼，由于记忆的死搪受到剧烈的搅动，大张着可怕的嘴，吐着一串串混浊的水泡，(疒参)人地浮出水面了。
我又由“政治是非凡的痛苦”这句话，联想到刘少奇。堂堂国家主席，最后竟是被绑在一处神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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