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主义者。更明确地说，马克思本人并不是“暴力革命”的积极的倡导者和鼓吹者。恰恰相反，他是一位并不希望看到“暴力革命”真的发生的社会学者。
毛泽东是马克思学说中那一部分“革命”思想的最虏诚的信徒之一。也是最坚定的实践者之一。
现在，有些中国共产党入迷悯地认为——马克思主义在最基本的观点上似乎错。因为资本主义不但没有死亡，反而空前地繁荣昌盛了起来。
其实马克思主义恰侩在这一点上并没有错。因为马克思的预见的前提是——如果资本主义并不能寻找到缓解阶级矛盾的有效方式，那么它将有可能被无产阶级纷纷兴起的“暴力革命”所埋葬。
资本主义寻找到了那一有效方式——民主十高速发展的经济。
错了的是某些中国共产党人自己。
阶级斗争对历史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但阶级斗争也会对历史产生巨大的破坏性和摧毁性。否则我们将无法解释——为什么恰恰在没有激烈的阶级斗争发生的历史年代里，人类的生产力和文明更得以大踏步地迈进？毛泽东是带着“革命精神”的“兴趣”去研究中国历史的。他一生对中国历史的研究都没有摆脱那一种“兴趣”。更不曾超越过那一种“兴趣”。越到晚年，那一种“兴趣”在他身上体现得越强烈，越偏执。
一个无可争议的事实是——毛泽东是在他的革命同志中最具有演说天才，也最具有思辨能力的人。
有一个现象是非常有趣的，那就是，举凡社会主义国家的第一代第二代领袖，大抵同时又是“革命理论家”。列宁、斯大林、毛泽东自不必说，铁托也是。
毛泽东是中国近代历史以来领袖十“革命理论家”之惟一一人。面且，在他活着的时候，是“十”得最严丝合缝的一人。
国外一项经济政策或生产法令的出台，每每数百万字的调查研究为依据，每每经历几十次论证。“革命”的方式，尤其中国农民革命的方式，是根本不应该允许用来操作关乎国计民生的大事务的。而我们回顾“改革开放”，其间农民“革命”式的，大哄大嗡的现象不胜枚举。
毛泽东的时代，除了他自己的革命哲学思想“一花独放”，中国再没了别的任何一类哲学。当然也没了任何意义上的哲学争鸣。从事哲学之学者、教授，或成了“阑而无用”之人，或成了“思想改造”的长期对象。大学里，就只讲马克思主义哲学了。好比文学系只允许讲一种文学理论——“样板戏”创作的“三突出”原则。
我们只要重新认真读一下毛泽东那些关于民主的论述和讲话，就会自然而然地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民主在毛泽东的思想中，似乎主要是一种好的工作作风，一种团结大多数人的宝贵经验，一种保障和鼓励大多数人充分发表意见的传统。
在毛泽东关于民主的一切论述和讲话中，他一再强调，民主是相对于集中而言的。在民主与集中之间，毛泽东思想上最终捍卫的是集中。
集中是权威功能的充分体现。
而民主的特殊使命，是对个人权威的合法限制。
不受合法限制的个人权威，几乎不可能不演变成“绝对权威”。
“绝对权威”即帝王权威。或约等于帝王权威。
它是与“共和”原则完全背道而驰的。
据未德女儿未敏的回忆文章中写到——朱德作为全军总司令理所当然地被授予“十元帅”中的“首帅”军衔之后，回到家中显得特别愉快、兴奋和激动。
是毛泽东亲自授衔于他的。
又据有关回忆文章介绍——毛泽东在整个授衔过程中，脸上一次也没露出过往亲切和蔼的微笑。表情显得有些不同寻常的严肃。毛泽东回到任处后，曾独自陷人很久的沉思……
毛泽东当时头脑中想了些什么呢？除了毛泽东本人，没有任何人能告诉我们这一点。
在那一次庐山会议上，大获全胜的毛泽东的威望，究竟是提高了呢？还是降低了呢？回答是肯定的——降低了。
因为权威和威望是不一样的。
权威是威摄力。
威望是综合魅力。包括权威，但远比权威内容丰富。
一个人的威望中如果仅剩下了权威在分明地突出着，那么他也就没什么魅力了。
毛泽东在一九五九年，在庐山显示了他的权威潜力的强大性，但却是以损害自己的威望为代价的。
当年已六十六岁的毛泽东却未必愿意这么想。他的最不可原谅的错误其实并不是“反右”和“大跃进”，而是他在六十六岁的年龄，仍那么不可置信地依恋他曾拥有过的，经历了无数次考验的，使他成为唱遍全中国的“大救星”式的个人权威。
每当思考毛泽东，便想到他那辉煌的五大本思想著作。以后的世纪里，不太可能产生毛泽东这样的政治家了。因为，一个现象已无可争议，政治家与思想理论家越来越是对社会作用不尽相同的两类人了。毛泽东的著作中，仍有相当不少的部分，包含着当代政治家们治国的经验。今天，即使仅仅从“文章欣赏”出发，毛泽东的著作仍有极大可读性……
毛泽东的的确确具有伟大性。
公正而论，美国是支持过中国的抗日战争的。而且，这种支持在当时对于中国相当重要。
公正面论，美国的武器援助(不仅限于武器，还有军事专家和空军战斗队)，当然不可能直接送到“红军”手中。一则美国当时的议会不会通过那样的做法。那样的做法违反国际军事援助的惯例。
它只能以国对国的方式实行。
至于蒋介石用了那些武器来剿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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