挥若定来体现。然而在今天，这太是过去时的“童话英雄主义”式的向往了。他们也早巳悟明白这一点。所以他们内心里的激情的火苗都渐渐熄灭了。
他们的“不可名状”的状态，说到底是这么一种感觉——既不甘心一辈子像他们现在那么活，一辈子做他们现在所做之事，又前瞻后顾两茫茫，找不到另一种或比现在更好的活法，以及比现在所做之事更能体会到满足感的事。
让我们来说说“他们”中的女人们。据我看来，作为女人，她们十之七八其实是不怎么幸福的。
她们的身份与其说是妻子、是母亲，莫如说更像是同事、老板秘书、经纪人、股东、“大内总管”或后台老板。
针对于她们，似乎反过来说更为恰当——幸福的家庭各有各的幸福，不幸的家庭却都是相似的。
是的，由于相似的背景，相似的原因，相似的情况，她们婚姻上的失败以及家庭生活的不幸福，也都自然而然地带有了相似性。
她们是些当代中国的“安娜·卡列尼娜”。
任何事物都是有生命的，从爱情到一种思想到一个政党。而举凡有生命的事物，皆都是有生命的周期现象的。十二三年是普遍每一个人的生命的周期。两个周期交替之际，人的健康与病弱状态显明。思想的生命要比人的生命长久得多。它是精神生命界中的银杏树。尽管如此，既没有不死的银杏树，也便没有所谓不朽的思想。
如果我们心平气和地想一想，则我们就不得不承认，某些堪称伟大却很古老的思想，对于我们当代人的头脑来说，其光耀已如遥远的银河系尽头的一颗垦一样暗淡了。
新的思想的芽，通常都是生长在古老思想的干上的。
腐败的严重，显然与它的生命周期有着一种内在的可能是必然的关系。
在成熟的商业时代，政治权力，尤其人亡而易的政治权力，根本不可能隔代产生将带来实际利益的神奇效应。
只要别太过分，只要别太肆无忌惮，只要别太贪，适可而止，只要今后不再那样了，只要把经济真正搞上去了，能使咱中国老百姓的日子也一天天好起来，别弄得今天一批下岗的，明天一批失业的，人心惶惶，人人危机，对他们那点儿摆不上台面儿的破事儿，中国老百姓其实可以猫头鹰似的，睁只眼闭只眼，装成大傻帽，装成什么都没瞧在眼里的样子……
中国的“富豪”们究竟有多少？排在前十位或二十位的又究竟该是谁们？一个中国人又究竟拥有多少家业才算得上“富豪”？这其实不但是一个中国谜，而且似乎也是一件莫衷一是之事。
对于中国新生的资产者阶层，我这里也可介绍一种简单的分类法——夸富型的或隐富型的。当然，这种分类法，仅适用于他们中的某些人。对于这某些人，也不是非此即被。但是只要留意观察，却都不难从他们身上看出以上两类的特征。
夸富型的——惟恐人们不承认他们是“富豪”。很在乎自己是第几“富豪”。被承认是，或不被承认是，又似乎意昧着他们的社会地位和全部尊严，得到或没得到普遍的公认。是第一或第二的区别，于他们，如同奥运会上的金牌或银牌或铜牌的区别。在常人们想来，已然是“富豪”了，干嘛还非要争个是第几呢？这在常人们实在是难以理解的。而在他们想来，已然是“富豪”了，于嘛不争做第一呢？好比参赛的运动员一般都想竞争到金牌一样。常人们觉得那是梦。他们觉得那不过是几级台阶罢了。即或常人们也认为那不过是几级台阶罢了，但同时又不禁的会想，那是几级多么难以跨上的台阶啊！而他们的想法却是——彼人也，我亦人也。彼能是，我何不能？
如果他们感到他们的“富豪”地位还没被公认，或虽被公认了，却没被排在座在的榜上，他们的心理就会特别的不平衡。好比一位影视演员或歌手，自认为自己的名字当在“十大”或“二十大”之列，却名落孙山一样。这时他们就会通过媒介弄出一些响动，以期引起全社会的注意。哪怕实际上他们所获得的公认，并不像他们感到的那么有限，那么应该觉得委屈，他们也还是要煞费苦心地弄出些响动。他们从来不怕出名，弄出的响动越大越好，越引起社会注意越好，越出名越好。他们绝不是一些害怕为名所累的人。不认为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的感觉是不良的感觉，更不会感到别扭。
隐富型的——这些人惟恐自己被视为“富豪”，惟恐自己的名字列入了什么“富豪”排行榜。他们例不是怕受名所累，也不是承受不了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的那分儿别扭。他们的隐富心理，主要基于对自己的同胞的防范意识，基于对时代的不信任，基于对中国前景的变幻莫澜的谨慎的看法，基于一种由中国近当代政治所传授给的自我保护的本能。
他们的商业上的成功，也是一次次不显山不露水的暗中的成功。
他们似乎没有成为中国的什么什么的雄心大志。但是他们的商业眼光比“夸富型”的人们更为准确，商业头脑的反应也更为缜密敏捷。后者们常处于什么都想做，但不知道先该做什么。看到别人成功自己晤然若失望洋兴叹后悔错过了机会。他们却非常清楚自己下一步该做什么，而且果断地悄悄地去做。
“信赖”是一个有永远的恒定数限的词。它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之下，针对于任何具体之人，其数限都永不可能小于一。它只能等于一或大于一。它绝不至于等于零。“信赖”乃是体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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