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予呢？当然首先是儿子。儿子将跪姿的“老”字撑立起来了，通过“孝”。
“孝”一旦也是文化现象了，它就难免每每被“炒作”了，被夸张了，被异化了。便渐失原本源于人性的朴素了。甚至，难免被帝王们的统治文化所利用，因而，人性的温馨就与文化“化”了的糟粕掺杂并存了。
比如“君臣”、“父子”关系由“纲常”确立的尊卑从属之伦理原则。
比如《二十四孝》。
不论时代发展多么快，变化多么巨大，有一样事是人类永远不太会变的——那就是普天下古今中外为父母者对儿女的爱心。操心即爱心的体现。哪怕被儿女认为琐细、讨嫌，依然是爱心的体现——虽然我从来也不主张父母们如此。
中国历代许许多多，尤其近当代许许多多优秀的知识分子、文化人，是从贫穷中脱胎出来的。他们谁不曾站在“孝”与知识追求的十字路口踟蹰不前过呢？
是他们的在贫穷中愁苦无助的父母从背后推他们踏上了知识追求的路。
他们的父母其实并不用“父母在，不远游”的“纲常”羁绊他们。
也不要他们那么多的“孝”。推愿他们是于国于民有作为的人。
否则，我们中国的近当代文化中，也就没了季先生和老舍先生们了。
中国的许多穷父母，为中国拉扯了几代知识者文化者精英。
这一点，乃是中国文化史以及历史的一大特色。
母爱是母亲的本能，这一点已经是人类公认的了。
这本能之无私，往往是惊心动魄的。
几年前我曾谈到过一篇国外的报导——在地震中，一位母亲和她三岁的女儿同被压在房舍的废墟之下，历时七天七夜。环抱着女儿，母亲心想——我死不足借，但是女儿当活下去！
由这一意念的支配，母亲咬破了自己手腕，吮自己的血，时时哺于女儿口中。七天七夜后，营救者们挖掘出这母女时，女儿仍面有血色，而母亲肤自如纸，奄奄待毙。
但她微笑了。
她说：“我的女儿有救了。”
这是她人生的最后一句话。她说完这句话，她就死了。
但母亲，却最怜爱她那个最“没用”的儿女。儿女或呆傻，或疯癫，或残疾，或瘫痪，或其丑无比，面目非人，人间许许多多的母亲，都是不嫌弃的。倘那是她惟一的儿女，那么她总在想的事几乎注定了是——“我死后我这可怜的儿子(或女儿)怎么办？谁还能如我一样地照料他，关爱他？”倘那非是她推一的儿女，她另外还有几个有出息的儿女，不管他们表示将多么的孝敬她，不管他们将为她安排下多么无忧无虑的幸福生活，她的心她的爱，仍会牢牢地拴在她那个最“没用”的儿女身上。她会为了那一个儿女，回绝另外的儿女的孝敬，向期待着她去过的幸福生活背转了身，甘愿继续守护和照料她那个最“没用”可能同时还最丑陋的儿女，直至奉献了她的一生，无怨无悔。
从一百多年前开始的科技落伍，使我们虚弱的民族自尊心，只能引导我们的目光去看五百年前一千年前甚至几千年前的古代，从祖先的智慧中获得安慰……
的确，我们落后得太久了！我们至今仍是发展中国家。我们在许多项代表国家先进程度的指数表上名次靠后……
但，我们就真的没有什么当代性的骄傲，值得我们足以自豪地面对世界大声说——看，我们中国的！同时是世界一流的吗？！
我想说——中国人，别太自卑，我们有的啊！
那就是——我们的兵！中国的兵！中国人民的子弟兵呀！
国内女作家们的文字，我个人认为，普遍而言，似优于男作家们。起码，给我个人的印象是，在文字上，比男作家更敏感，也更精心组合。比如池莉、方方、王安忆，以及残雪、陈染等，都是文字极有特点的女作家。
为什么中国产生金庸，英国产生克莉斯蒂，而不是反过来呢？
要知道，中国文学中，探案小说的渊源也很长久啊，要知道，英国的历史中，足以构成一部部侠士小说的素材也不少啊！
又为什么，那么多那么多的中国人，几乎从小都爱读武侠小说，而那么多那么多的欧洲人，几乎从小都爱读侦探推理小说呢？——起码从前是这样的。
爱读武侠小说的中国人，于休闲的同时，亦获得另外别的什么心得呢？
爱读侦探推理小说的欧洲人(六十年代以后的日本人，也开始爱读此类休闲小说)，其兴趣又为什么会维持至今呢？
显然，武侠小说的“文学气质”是反对旧秩序而且张扬民间正义的。
显然，侦探推理小说的“文学气质”是一种法制前提之下形成的“气质”。是协助法制的，是反刑事罪恶，破坏刑事阴谋的。是称颂法制智慧的。
因而，我们从克莉斯蒂的小说，以及由她的小说改编的影视中，除了看到大智慧的波洛，同时几乎必看到代表国家司法的官方办案人员。只不过后者们在波洛面前往往显得经验不足罢了。
在旧时代，人心向往武侠，向往清官。有道是：“武侠小说是成年人的童话。”金庸小说反映的旧时代，武侠代表了人们的向往，难免带有民间意识形态的色彩。
茶馆里，大侠一剑挥去，威而恶者人头落地，听书的人们往往一片齐声叫——“好！”
读克莉斯蒂的侦探推理小说，则肯定不能是集体的休阑，则肯定是静悄悄的时光。克莉斯蒂的小说中，几乎没有也完全不必要有什么民间意识形态的色彩。
我们的记忆竟是这么的对不起我们！它使我们忘记我们在每一年最特殊的日子里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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