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衣食住行都为你安排好了。像我这样的人，时时刻刻都要提防有人谋了我的位子去。不仅如此，还要使出吃奶的劲儿往上爬，这样才能做到荫庇子孙，造福后代。”杜念基跟车钟信总是直来直去。
车钟信摇了摇头说：“你说得也不完全对。我总是在想，是不是父一辈与子一辈之间也存在着类似二律悖反这样的规律——例如过去，父一辈脸朝黄土背朝天，修理了一辈子地球，子一辈就只想着读书求学，金榜题名后摆脱种地的命运；父一辈省吃俭用，攒下家财万贯，子一辈就挥霍无度，倾家荡产；父一辈才华横溢，著书立说，子一辈却往往天生愚钝，堪比白丁。而在现代社会这种现象有了另一种表现方式，就是在职业的选择和事业的发展上——在现代社会的条件下，社会为人的发展提供了充分的条件，可以让任何人有机会实现他对自己未来的设想——比如我，我老爸做了一辈子的高官，而我这做儿子的就不想再做官了，我设计着要在老爸没有发展过的领域一试身手，所以我决定投身到经济领域中来；再比如你，你老爸在银行点了一辈子钱，却始终没有能力掌握它、控制它，所以你就想做一个银行的管理者，做一个真正能够管理这些钱的人。”
杜念基沉思着说：“但是往往我们却会遇到这样的反证：老爸做官，非要让儿子也做官；老爸搞艺术，非要让儿子也搞艺术；老爸经商，非要让儿子也经商。而这些儿子们常常在这些领域里表现平庸，无所作为。孰不知：儿子们整天看着老爸们做官、搞艺术、赚钱的样子，早已经腻烦透了，决不再想重蹈父辈的旧辙，早已经为自己设计了新的前途。如果这种情况下，父一辈还要像封建社会时期那样，在陈旧的手工作坊里，非要把自己可怜的手艺传授给下一代，并且要强迫他们做自己已经做过千百遍的事情，那么则是十分愚蠢的，并且也不会得到好的结果。从更大的方面来讲，由这样的父子们组成的这样传宗接代式的自我封闭的社会，必将不会有什么发展，终究无法避免覆亡的下场。中国的封建社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车钟信很赞同杜念基的看法：“这样的观点，我从十八岁起就讲述给我老爸听——也许是我有点儿叛逆精神和逆反心理，我老爸做了大官，我反而对官场上的事情不感兴趣。但是值得庆幸的是，我老爸也不希望我走仕途，他总要求我安安心心地搞好证券，在经济界有所发展——这方面他倒肯为我铺路搭桥。也许他是受到他的一位老上级的启发：这个人原来在财政部做副部长，他就坚决不同意他的女儿做官，反而要求她做学问，结果这个丫头一直学到了博士后，还牛津、剑桥、哈佛地走了一大圈，现在她的一个专利就能卖上上百万美金。我家老头子总是羡慕地说：‘人家那挣的才是有能耐的钱。’‘你看人家那样的家庭才叫有前途、有发展的家庭。’说实在的，我也挺喜欢那丫头的，后来差点就成了我媳妇。”
“你可别糟蹋良家姑娘了。”杜念基调侃地说，不过车钟信这番话倒真让他开始佩服起车氏父子了。
“但是你也要知道，搞经济学同搞其它门类的学问不一样，”想了想，杜念基又说道，“搞其它门类的学问完全可以躲进书斋，不问世事。但搞经济学却不能这样——经济往往同政治息息相关——就像战争是政治的一种最为激烈的工具一样，经济则是政治的一种温文尔雅的工具。只要你身处经济界，你就无法割舍同政治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强权社会下，谁掌握了权力，谁就能控制经济，就像只要有钱就可以买下任何价位的古董——经济本身没有其独立性，它只有依傍于政治才能发挥自己的效力。你老爸不可能做一辈子省长，你也不可能做一辈子证券公司总经理，当权力消亡的时候，经济作为它的附属物也同时消亡。”
“这话虽然不吉利，但是有一定的道理。”车钟信也点着头承认了这种严酷的现实问题，“所以我最近也在考虑，能不能在适当的时候激流勇退，像你说的那样，躲进书斋，搞一搞纯粹的经济学。我三十岁就获得了工商管理硕士学位，想来还是有这个能力的。”车钟信脸色严肃地说。
“但愿你有这样的毅力和精力。”杜念基衷心地说道，“不过我倒要问你一句，你所说的‘在适当的时候’，指的是不是在你老爸仕途上已经没有什么发展，而你自己同样也在经济界没有什么发展的时候？”杜念基直视着车钟信发问。
“我跟你说过，我对政界的事情不感兴趣，我只是在设计着自己的未来。”车钟信皱着眉头说道，他似乎很讨厌杜念基提出这样的问题。
“看来你的决心已定。”杜念基不得不佩服地说，两个人沉默了下来。杜念基偷眼从后视镜中看了李荷一眼，却发现她也正从镜子中看着自己，李荷的脸一下子红了，马上扭过头去。
车钟信的车开得飞快，不长时间就来到了郊外一幢十分僻静的别墅前。这幢别墅的主人似乎故意将房子建在远离公路和乡村的绿树丛中，整个别墅周围是高高的并不豪华的砖墙，由于树林遮掩，一眼望去，任何人也不会相信这是一座占地面积很大的豪宅。车子刚刚接近漆黑的大门，铁门便悄然开启，小车熟悉地绕过树墙和花丛，好像穿过了一个面积不小的花园，猛然间一座四层白色小楼就出现在面前。李小强悠闲地坐在房前的游泳池畔，身着白色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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