玫一怔，反问：“不满？我干吗要对中国的现实不满？这现实又不曾亏待过我，特别适合我这种人，我顺应它还只怕来不及呢！”
肖冬梅又吞吞吐吐地问：“那你，为什么……”
“为什么抨击它？”胡雪玫用舌尖从口中点出一串烟圈，自问自答：“政治不过就是一个话题嘛，像艺术、体育、股市、彩票、萝卜白菜艾滋病是话题一样，谁都有权利说三道四的。而你要一味儿地歌颂什么，显得你是个肉麻的人。你要抨击什么，才会显得你有思想，深刻。这一点几乎是规律。因为没有一种现实是没有丑陋面和阴暗面的。而我希望给人以有思想的印象。”
她说完，微笑地注视着肖冬梅，似乎在用目光问：我的回答还坦率吧？
肖冬梅沉思半晌，又问：“大姐，那今天中国现实的丑陋面和阴暗面都是什么呀？”
胡雪玫表情严肃了，以“三娘教子”的口吻说：“不要太长的时间，半年之后你自己的眼睛就会有所发现。不过我这会儿就告诉你一句——发现了也不要大惊小怪，更不要失望。而要习以为常。再漂亮的美人儿，解剖了也难看。现实也是这么回事儿。”
夜晚，车厢里熄了灯以后，胡雪玫以“乘客代表”的身份大声宣布：“有手机的朋友请将手机关了。更不要通话，以免影响别人安睡。”
但是不久，这儿那儿就响起了手机声。
肖冬梅和她睡在对面下铺。肖冬梅小声说：“大姐，他们怎么一点儿也不把你的话当成回事儿？”
胡雪玫说：“在这节车厢里，我算个什么东西？别人干吗非把我的话当成回事儿？我是别人，也不当成回事儿。我才不在乎别人当不当成回事儿呢！”隔了一会儿，她又说：“我那么宣布一下，因为我是乘客代表，装也要装出点儿有责任感的样子啊。我宣布完了，我的责任就象征性地尽到了，可以问心无愧地睡我的了。”
然而两人其实都无困意。
听着前后左右男男女女在用手机唧唧喳喳地通话，胡雪玫讲解员似的，压低声音告诉肖冬梅：那个男人在托关系巴望升官；那个女人在教自己的女儿运用什么计谋才能从一位大款那儿套出钱来；另一个男人刚与自己的妻子通过话，报了平安之后又在与情妇卿卿我我；而另一个女人在向一位局长“汇报工作”，“汇报”了几句就不说与工作有关的事了，只不断地娇声嗲气地说：“讨厌”、“讨厌”，还一阵阵吃吃地笑个不停……
肖冬梅小声问：“大姐，这就是现实的丑陋面儿吧？”
胡雪玫压低声音回答：“这算什么丑陋面儿啊！一点儿也不丑陋。”
“那……是阴暗面儿？”
“也不是阴暗面儿。”
“那……我……到底该怎么认为呢？”
胡雪玫伸过一只手，在肖冬梅脸上抚摸了一下，带着笑音说：“这都是正常的生活现象嘛。细想想，生活多有意思，多好玩啊！没了这些人，没了这些事，现实岂不是太没劲儿了吗？睡吧宝贝儿，你总不能希望自己在短短的日子里什么都明白了吧!”
但是那一夜肖冬梅失眠了。
因为其实并没有什么思想，只不过活得比较狡黠的胡雪玫一路上随便说的许多话，在她听来，都未免的太有思想太深刻了。深刻得她根本无法领悟。越是要领悟明白越是糊涂……
她对“大姐”动辄叫自己“宝贝儿”，已经不再反感，而变得非常乐意地认可了。
由于胡雪玫的“加盟”，受益最大的还不是肖冬梅，而是李建国。
自从肖冬梅被胡雪玫接走，李建国就没睡过一夜安稳觉。仿佛一个作案犯科的坏人，提心吊胆于哪一天法网恢恢从头上罩下来。
他曾问肖冬云：“冬梅为什么突然又到她那位‘大姐’那儿去了呢?”
肖冬云的回答是：“我哪儿知道。我都快不是她姐了!”
“她临走没跟你说什么吧?”
“连告诉我一下都没有。”
“她……你……你没觉得她有什么反常吧?”
肖冬云被问烦了，就没好气地说：“我觉得她很反常!”
结果他做贼心虚地不敢再问。
他怕肖冬梅找个借口离开“疗养院”，为的是可以在外边的什么地方自杀。他几次梦见肖冬梅自杀了，而他被公安机关带去认尸，接着受审……
肖冬梅终于又回到了“疗养院”，他才不再做那样的梦。
但他又怕肖冬梅哪一天当众呕吐，之后当众指着他说：“李建国使我怀了孕!”
这一种不安，成了他心口的痛。倘肖冬梅不拿好眼色看他，痛得就分外剧烈。而自从肖冬梅回到“疗养院”，就没拿好眼色看过他一次。他心口的痛也就几乎成了顽症。他一路上有时随着胡雪玫引吭高歌，或听胡雪玫讲了一段什么笑话以后过分夸张地哈哈大笑，那纯粹是一种自疗的方式，好比颈肩病人以疼麻的部位去抵磨树杈。
有一天下了火车出站时，别人们走在前边，胡雪玫叫住了他。
她板着脸问：“你怎么一点儿礼貌都不懂?不替校长拎皮箱!”
他就默默替她拎起了皮箱。
她将一只手袋也拾在他肩上了，自己空着手走在他身旁。
李建国说：“这不好吧校长?”
她白了他一眼，反问：“怎么不好?”
李建国说：“自己拎着这只手袋，也累不着你。”
她说：“你怎么知道累不着我?给你机会为我服点儿务，是瞧得起你。我怎么不给赵卫东这种机会?不喜欢他!”
李建国说：“校长，那你也别喜欢我得啦!还是一碗水端平，也赐给赵卫东一次为您服点儿务的机会吧!”
她站住了，瞪着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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