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因为我觉得你本钱少没做成。你说这怨谁呢？”
我说：“怨我。”
他说：“当然怨你。《卿斋》里有一则故事是《马俊漂海》记得不？”
我回忆了片刻，说记得的。书生马俊漂到了一个岛国。那里的人们以黑脸为美，以白净脸为丑。都觉得书生马俊丑极了，丑得像个怪物。他只好“入乡随俗”，从此也将自己的脸天天用炭涂黑……
子卿说：“如今咱们普遍的中国人，在语言和文字表述方面所面临的窘况，和马俊的窘况是一样的。真话已经死亡。绝对的真话反而只能导至绝对的假的结果。提倡、表扬、表彰、鼓励、甚至重金奖励，都没了意义。说者早已习惯了说假话，听者早已习惯了听假话。就像《红楼梦》里那句话——假作真时真亦假。习惯了的现象，也就没什么不便没什么可怕的了。但是，没有一个相对真的标准，人们也就很难进行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乃至社交方面的活动。怎么办呢？需要有一个基本公式。是我总结出来的。我叫它‘翟氏二倍法真话提取公式’。现在我再问你——你有二百万，你为了能使我相信你有二百万，你怎么对我说！”
我张口便不假思索地回答：“四百万！”
子卿说：“完全正确！”
他说罢抛给了我一支烟。
我笑了，觉得自己其实也未必那么笨。
“有的报纸说——北京人均收入每月五百元，你应该从中得出一个什么接近真实的数据？”
“二百五！”
“好！很好！”
我说：“你再试试我！”
于是他又说：“假设今年不是1994年，而是1990年，说咱们中国人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怎么理解？”
“十年乘二，起码二十年后！”
“某张报纸公布了十方面的统计数字，以说明国泰民康，生产蒸蒸日上，形势一派大好，你将怎么看？”
“每个数字都起码除以二！”
“还登载了十方面的统计数字，以说明人人心里都清楚，人人都忧患的一些事实并非杞人忧天，你又将怎么看？”
“每个数字都起码乘以二！”
“为什么都乘以二或除以二？”
“因为二这个乘数或除数，可以当成是假话的‘合理限数’，可以将真话从假话中提纯出来！”
“嗯，嗯，很好。你已经掌握了我说的‘道’，以后你这位作家，面对中国的种种现实，就不至于困惑，也不至于人云亦云，无形中做了假话的帮闲了！”
子卿点点头，表示满意。既包含着对我的领悟力的满意，也包含着对他自己的循循善诱的讲解力的满意。
而我，竟像一位考生，终于结束了面试答辩，从导师满意的表情中猜到自己一帆风顺，如释重负。
这时子卿母亲跟了过来，指着鱼缸又对我絮叨：“就说养的这些鱼吧，起初把我看着喜欢的呀！活到七十多岁，以前哪儿见到过这么好看的种种鱼哇！我最爱看的是‘红绿灯’了，晚上关了灯，鱼们身上发亮光，一片片的红亮光从水里游过去，一片片的绿亮光从水里游过来，像解放前看的西洋景似的。楼上楼下的老姊妹们，也都爱过来陪我看……”
“娘！……”
子卿皱起了眉头，不悦地制止老人家说下去。
可老人家那天却显得相当执拗，偏继续揭儿子的短：“后来那些大鱼生了许多小鱼，生的那个多呀！鱼缸里密密麻麻的，往少了估计也得有六七百。我就赶紧往外捞。捞迟了怕被别的大鱼吞吃掉。小鱼缸里，盆儿里，桶里，瓶儿里，捞也捞不尽！我心里那个喜兴呀！不正应了‘富贵有鱼’那句话吗？我把楼上楼下的老姊妹们都找来看，看得人家也替咱们心里喜兴兴的，一个个脸上眉开眼笑。趁着我自己和人家都喜兴兴的，我就分给他们。这家十条，那家二十条。多呀，分给了她们也不见少。咱们中国不是有那么句老话吗？——‘有忧自家愁，有喜邻家乐’。我和你母亲小的时候，我们的父母就是整天这么教育我们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啊，你自己家里有了忧苦的事儿，你要尽量闷在自己肚子里，要愁就在自己家愁。别搅得四邻不安，好像人人都该跟你一块儿愁似的。可是你家里要有了什么喜事儿呢，那就不能瞒着邻居们，在自己家里独喜独乐的了。而要把喜气也分给邻居们一些，让邻居们都跟着你高兴高兴。我那些老姊妹当时一个个高兴劲儿的。都觉得我分给她们的少。都争着要呢！还开玩笑说：‘咱们也分了她家一点儿喜气，盼着今年沾光碰上什么幸运的事儿！’正分的热热闹闹的，子卿他回来了。你猜他怎么着？他当着我众老姊妹的面儿，竟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地训我：‘别分别分，快别分了！你怎么也不问问我该不该分啊？放下放下，都放下！谁也不许拿走！一条也不许拿走！’我那些老姊妹们，一听都一声不哼地放下了。都一声不吭地离开了咱家。晓声你说说看，倒是让我这当娘的脸往哪儿搁？如今，我那些老姊妹，再也没谁到咱家看鱼来了。我呢，也再不好意思到她们家串门儿去了！我还能厚着老脸去他们家串门儿吗？……”
我说：“子卿，这件事上你做的确实不对！你应该向大娘认错儿，现在就认个错儿！”
子卿红了脸嘟哝：“你别光听我娘一面之词！你不明白，那些小鱼的品种都挺名贵的。能买一条大金鱼的钱，也买不下一条那种刚生下的小鱼苗儿。别看刚生，可拿到鱼市去卖，几元钱一条呢！我娘她当时那哪儿是分鱼，是在分钱嘛！这年月，谁家向邻居们分钱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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