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还能挤出点儿时间看书，你希望看些什么书？”
他说：“关于富豪人物的传记。我对虚构的书早已逆反。书摊上都在卖一本《港台十大富豪发迹秘史》，卖得挺火，再版多次，你看过没有？”
我说我没看过。
他说他买了一本。说很值得一读。希望我也买一本研究研究——他用手指点点那本《黑衣儒侠》：“这类书我连翻也不翻。这类书是为那些民工、农贸市场的小摊主，守电梯的女工们出的，有什么看的？纯粹浪费时间和精力！”——又点点那本《麻衣神相》：“这类书也纯粹是印满了铅字的废纸。这类书我曾研究过不少。不是看。是对比着研究过。宣传的全是尊贵贫富由命定的迷信。这本抄那本，那本抄这本。幸亏我不信，才有我翟子卿今天……”
我注视着他说：“子卿，我应该感激你。我对文学的热爱，是由于当年受你的影响。”
他也注视着我问：“你说的正话还是反话？”
我说当然是正话了。干吗说反话啊？
他沉默片刻，又像方才那么一笑。更准确地说，是又像当年那么一笑。那一种笑很天真。很无邪。仿佛是刚刚从人的心灵里诞生出来的某种带有本身光彩的东西，还丝毫也没有被我们这散布布满了尘埃、污秽、细菌和病毒的世界所污染，只有纯情少女才会那么笑。而且只有小说中的或影视中的。子卿那么笑时有几分女性化。那可以认为是一种“返朴归真”的笑。我时常觉得我们如今的人，连笑都现代化起来了。都带有“后工业”的意味了。仿佛是从工业流水线上或从电脑中借鉴到人脸上的。不论男女，从十七八岁起就已经不可能天真无邪地笑了似的。一直到死也不可能了似的……
子卿说：“首先靠的是你的天份。当年，两个中学生，两个半大孩子，哪儿能谈得上谁影响谁啊！……”
他将“影响”二字，说出几分强调的意味儿。仿佛他并不情愿承认。而当年的他的确影响过当年的我，尽管那可能并非是他的愿望。但那是一个事实。我不明白他为什么想要否认那样一个事实。
先上来了一盘冷菜。他端起了啤酒。我觉得他在透过杯中泛着微小气泡的橙黄色的液体，胸有什么城府地审视着我。
我也端起酒杯，和他的杯碰了一下，同时肯定地说：“能……”
他向我摇了摇头：“那不过是你的主观结论罢了。”
我们彼此对视着，各自无声而饮。
放下杯，我又说：“你忘了？你当年曾对我讲过这样一个寓言——有两个人，一个人一门心思挣钱，另一个人一门心思写作。后来一门心思挣钱的人，用他挣的钱盖了一座大厦，而一门心思写作的那个人，呕心沥血，写成了一部书。几个世纪过去了，大厦倒塌了，而书流传下来了……”
他说：“我讲过的吗？”
我说：“你讲过的。”
他说：“我不记得了，一点儿都不记得了。”
他说得那么庄重，甚至有些庄严。
我说：“我记得。”
他试探地问：“你后悔了吧？”
我一怔。
他说：“当年最想成为作家，也最有希望成为作家的是我，而如今我成了一个整天在钱堆里打滚儿的人，你却成了作家……”
我说：“你可以出来。”
他睥睨着我，似乎很困惑地问：“从哪儿出来？”
我说：“从钱堆里出来。如果你并不喜欢整天在钱堆里打滚儿的话。”
“想拯救我？”
他又笑了。已不复再是当年那种笑。而是三天前在大饭店的豪华单间里那种笑了。
他仿佛又变成了“华哥”。
我也笑了。也反问：“子卿，你觉得如今你还需要谁来拯救吗？”
他饮了一口酒，旋转着手中的杯，岔开话题说：“先不谈我了。先谈谈你自己吧。终年爬格子，卖文为生，你不至于认为我应该对你负什么责任吧？”
我说：“不。”
我回答得也很庄重。也庄重得近乎庄严。
他又透过酒杯研究我。
我说：“我明白了。”
他问：“明白了什么？”
我说：“你是不是挺怜悯我的？是不是还因为我成了作家，觉得挺内疚的？怪对不起我？”
他诚实地回答：“是的。”
我低声然而含有抗议意味儿地说：“其实大可不必。正像你并不觉得整日在钱堆里打滚儿很不幸，我也并不觉得终年爬格子很不幸。我可没产生什么想拯救你的念头，你也犯不着产生想拯救我的念头。”
我隐隐感到自己受了伤害。这伤害很轻微。如果我不是一个过分敏感的人，也可以认为它并没有构成。但我是一个敏感的人。
于是我又说：“子卿，在你面前，我丝毫也不觉得自己有什么值得你同情和怜悯的。我的心理也不至于失去平衡。我选择的乃是我适应的高兴的活法。让我再重新选择一次，也许我还会心甘情愿地选择写作生涯。子卿，我并不嫉妒你有二百多万，真的……”
其实我最嫉妒他的，正是他有二百多万这一点。
“真的？”
“真的。”
“二百多万实际上是多少？”
“一百万。”
“考考你。怕你又忘了我教你的‘真话提取公式’！”
我们互相凝视着，忍俊不禁的，忽然都大笑起来。
这其间老板娘一盘一盘地为我们上全了菜。
我有些饿了，抓起筷子，不谦不让地吃起来。
子卿默默陪我吃了片刻，放下筷子，吸着了一支烟。
“如果让我重新讲你说我当年对你讲过的那个寓言，”他以一种深思熟虑的口吻说：“我将这样来讲——几个世纪过去了，不，不需要几个世纪的漫长时间来证明，几年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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