渡情节。而赴宴者，东道主也罢，宾客也罢，陪客也罢，进入角色不人，便都是想摆脱那一情节的了。因为不言而喻的，没谁愿意在臃长的情节里长时间地扮演臃长的角色……
剩了一餐桌菜肴，大家却一个个面面相觑，仿佛都搜肠刮肚地制造不出话题了。
子卿说：“怎么样？就到这儿吧？”
我说：“就到这儿吧。”
于是我随子卿首先站起……
硬拽我来的人这时嗫嗫嚅嚅地说：“华、华哥，那件事儿，我是指，您那点儿小意思……带，带来没有？若带来了……”
他脸上强作出卑恭的笑样，向子卿半缩半伸地展示着一只手。那是介乎于乞讨和自尊之间的，往往也最容易招至对方轻蔑的手势。它比街头乞丐讨小钱时的手势还要猥琐。因为乞丐们讨小钱时一般情况之下都是将自尊丢开不顾的。所以同一种手势在乞丐们作来也就坦然多于羞惭，仿佛在向人无言地声明——爱给不给，不给拉倒。这就照顾到了面对这种手势的人的心理，使他们有较充分的余地在给和不给之间进行选择。决定不给似乎也能决定得心安理得。而当时他的手势传达出的却是另一种潜台词——千万别干脆拒绝啊！千万得给点儿啊！多多少少您总得给点儿，我可是极有自尊的人呢，您不可以伤害我的自尊心，不可以让我白伸一次手的……
我对他顿时地大动恻隐之心。我本想说句能够影响子卿给予的话，他，不仅他，还有那位文化局文化处的副处长，那位记者，那位公关小姐，总之差不多他们全体，都在向我投注着求援的目光。席散了，我居然还没搞清楚需要资助办画展的究竟是哪一位。因为席间根本就没谁谈过什么画不画的。也许正是他。也许并不是他。是他在为朋友“两肋插刀”，发扬见困难就上的精神……
当时我忽然明白了，人们希望某“大款”掏腰包的时候，为什么总是要安排在某豪华的地方“撮一顿”——大概因为只有在半醉不醉的情况下，行乞的人才有勇气当众最后一次开口最后一次伸手吧？成败完全在此一举，他们的企图如果还是受挫了，肯定相当于一次心理方面的非死亡性车祸，不好好儿地将养几个月，是不会再又鼓起一股勇气的吧？……
我虽然对他们暗抱几分恻隐之心，却并没有对子卿说什么也许会具有影响力的话。我近乎残忍地将脸转向了一旁，目光望着别处。如果子卿仍是二十余年前的子卿，我肯定会充满爱心大发慈悲的。可我毕竟与子卿分离了二十余年了。那一天毕竟是我们二十余年后见到的第一面。我尚根本不了解子卿已经变成了怎样的一个人。我对自己的话究竟能否影响子卿已毫无把握，毫无信心。我可不愿使自己也无形中作了他们的窘状的搭配品……
“哦，那事儿呀，我差点儿忘了……”——子卿说时，将一只手伸入西服衣襟内，掏出一个信封来。子卿拿着那信封，轻轻往另一只手的手心上拍着。
他们的目光都盯着他手中的信封。
子卿一笑，又说：“今天要是你们请我，我也许还忘不了。又是我请你们，所以呢，差点儿就忘了。幸亏你提醒啊……”
子卿说罢，就将信封朝向他半缩半伸地展示着一只手的人抛过去……
他没接住。他身旁的一位替他接住了。
于是他们互相瞧着，都吞了一颗定心丸似的，都暗舒了一口气似的，都互相庆幸地笑了……
子卿一转身，将手臂从背后搭在我肩上，命令似的说：“到我家去。跟我走。我母亲见了你不知会多高兴呢！”
他已经不再像当年一样，对我提到他母亲时说是“我娘”了……
我暗想，大变革的时代，它改变一个人真如儿戏似的。所以才有人企盼更大的变革，有人拒绝更大的变革，有人拥护它，有人反对它吧？……
离开餐厅，我去了一次厕所。
在我身后跟进两个人，我听他们说：
“真他妈的小气，才给三千！”
“唉，三千也是人家白给的啊！比起来，他不是强于那些一毛不拔的嘛！”
“依我，这三千元扔他脸上去！三千够他妈干什么的？”
“老兄，这口气可治不得的啊！……”
我听出了是那位记者和那位文化局文化处的副处长。怕他们尴尬，我解完手，低着头往外便走。
但他们还是发现了是我，当然也就尴尬起来了。
其中一个讪讪地说了句废话：“你也解手哇？”
我同样回答了句废话：“对，我也解手。”
子卿站在饭店门外的台阶上等我，很斯文地吸着烟。
从前不吸烟的他，并且还曾对我发誓永远不沾烟酒的他，现在竟是烟也吸了，酒也饮。而且还是个烟必“万宝路”、“红塔山”，酒必“茅台”、“威士忌”的人了……
我对他说我头还在疼，希望能改天再去他家看望他母亲。
他倒挺体恤我的，一点儿也不勉强了，同意地说那就改天吧。
他给了我一张名片。印制很精美。散发着淡淡的香味儿。是质地极软极薄，被叫作“撕不烂”的那一种。上边没有单位，没有职务，更没有头衔。只有他的名字“翟子卿”三个字。而且落款是手书体的。我一看便知，那是他自己的笔画隽逸的手书体。他的字迹更帅了。和他这个人相互衬托……
我欣赏片刻，不禁又上上下下欣赏它的主人。如同对着一面别人看不到的镜子欣赏我自己。并想象着他就是我自己。另一个我自己。英俊的风度翩翩的气质不凡的我自己，而非相貌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我自己。是“大款”而非作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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