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师团伸手要粮吃了!”
“小黄浦”补充:“现在全连的情况是,两三户人家挤到一家去住,腾出炕来烘麦子。”
赵天亮吃惊地:“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我才走了几天!”
“几天?算今天,你离开连队十三天了!昨天天才放晴……”
赵天亮四下瞅瞅:“我……我的镰刀呢?”
“我一直替你收着。”“小黄浦”从屋子一个角落里找出镰刀,交给赵天亮,“许多人都认为你是自己设计了一个借口,逃回北京,再也不会回来了!”
赵天亮低头看那把熟悉的镰刀,缠了白布条的把上,有他自己写的名字,布条上有自己变成褐色的血迹。他愣了一下,转身就要往外跑。
“班长!”“小地包”把他叫住,递给他一双黑袜子改的手套,说,“割豆子比割麦子更苦,因为豆秧比麦秆儿矮,还扎手,不戴手套是不行的。”
“班长,我俩也就这会儿还能背着人叫你一声班长了。现在齐勇已经是一班长了。”“小黄浦”说得很无奈。
“小地包”又说:“班长,你既然回来了,那一切就面对现实吧。咱们排长已经因为你受处分,被撤职了。指导员连长苦苦保了他几次,还被团里狠狠批评了一通。麦收期间,未经准假逃离连队的,全团仅你一例。团里认为咱们排长有难以推卸的责任,听说还要把他调离咱们连队。班长,趁这会儿只咱们三个人,把我俩知道的情况全告诉你,是希望你及早有些心理准备……”
赵天亮也不接“手套”,一转身冲出了宿舍。
在连队的路上,他又碰上了那两个抬水的孩子,问他们:“豆地在哪边?”
张连长的孩子抬手一指:“麦地往东五六里,挺远呢!”
赵天亮拔腿就跑,他跑过麦地,麦地果然一片绿!他站住了。远远的,连里割豆子的人们在往回走,走在前边的是女知青和妇女们。孙曼玲并没看到他,是林丽指了指,她才看到的。她想站住和他说句话,但显然不知说什么好,犹豫了一下,低头跟上队伍走了。从她们行走的步态可以看出,每一个人都是那么的疲惫。
男知青们走过来了。齐勇走到他跟前,冷冷地看了他一眼:“如果排长真的调走了,我跟你没完。”
赵天亮只有一言不发。
韩指导员、张连长、尹排长、方婉之和张靖严以及老职工们也走过来了。他们发现了他,都站住了。
赵天亮鼓起勇气,主动走过去,大声道:“报告,我回来了!”
张连长冷哼了一声:“你回来了我们还得开欢迎会吗?!七连宁可要一个张靖严,不要十个赵天亮!”
“老张!”韩指导员止住了连长的话,转脸对赵天亮说,“你回来了,七连当然还是欢迎的。明天起,先跟着割豆子吧。”
张靖严说:“指导员,连长,你们先走一步,我和天亮说几句话。”
众人走后,赵天亮默默望着张靖严,内疚地:“排长,对不起。”
张靖严故作严肃地问:“带回点儿什么好吃的没有?”
“事情果然像你推测的那样,我真后悔没听你的话。”赵天亮低着头,心里很难受。
张靖严一笑,搂着他的肩膀,边走边问:“你哥还好吧?”
“他是个乐观主义者。”
“你那位晓兰姐呢?”
“她是个理性主义者。”
“你等于什么都没回答我嘛。再问一句,可要正面回答——他们插队那地方怎么样?”
“穷。严重缺水。知青也和农民一样,挣工分。一年到头挣不了多少工分。”
张靖严站住了,自言自语道:“和插队知青比起来,我们兵团知青幸运啊!每月三十二元的工资,尤其我们这个团,再加上每月九元多的寒带补贴,将近四十二元了。这四十二元,使我们和那些去往贫困地区的农村插队的知青相比,简直可以说,一些在天上,一些在地上啊!”说着,将脸缓缓转向赵天亮,沉思地凝视着他。
赵天亮发自内心地说:“排长,你要是想骂我,那就骂吧!无论你怎么骂,我都承受得住。也没有理由承受不住。”
张靖严却依旧自顾自地说着:“要让我们兵团知青知道!对。一定要让大家知道!知道我们是何等的幸运!”
“排长,你是主动来到北大荒的吗?”
张靖严点头:“当然。我是为理想而来的。你说你哥哥是一个乐观主义者,你那位晓兰姐是一位理性主义者,那么我就是理想主义者了!”
“相信自己足以改天换地?”
“不,我从来也没那么以为过。高一的时候,我成为学校最早的几名学生党员之一。高二的时候,我被审定为即将派往法国的公费留学生。那时我的理想是科技强国,为国争光。那时我的理想很大……”
“现在呢?”
“现在我的理想很小,很具体,很现实。我的母亲是家庭妇女,文盲。我的父亲是铁路上的搬运工,靠力气挣钱的人,扫盲时认识了几个字。我家孩子多,我是老大。父母能供我读到高三,那也实在不容易啊!既然大理想破灭了,那就让我实现小理想吧。让父母脸上愁云少一些,笑容多一些,让弟弟妹妹过年过节有件新衣服或新鞋穿,这就是我现在的小理想。共产党员也首先是儿女,体恤父母也是热爱劳动人民。”
赵天亮低声道:“排长,你这么说,有些人听到了会批判你的。”
“我知道该对什么人说,不该对什么人说。”
从连队的方向隐隐传来号声。张靖严拍了拍赵天亮的肩:“咱俩别站在这儿说起来没完了,我可饿了。”
于是他们向连队的方向走去。他们的身影,在广袤的土地上,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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