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纷纷:
“老实说,上次你们三个说周萍终于留在兵团了,我心里老不是滋味了,半夜还偷偷哭了一鼻子呢。现在我心里平衡多了。”
“就是。都是家庭有问题的,凭什么她就可以穿兵团服,挣工资,我们就不可以?她父亲还是资本家呢,我父亲才是买办。”
徐燕燕:“买办是什么人啊?咱们六六年才上的中学,入学不久就‘文化大革命’了,名义上是初二学生,其实没正经上过几天课,还真不知道买办究竟是什么人。”
刘芳想了想问道:“买办就是咱们上海人‘解放’前说的‘小开’吧?”
被问的姑娘生气地白了她一眼:“你爸才是‘小开’呢!”
“你别生气嘛,我不是不懂嘛。”
那姑娘叹气:“其实我也不懂。红卫兵抄我家时,指着我父亲的鼻子,口口声声说‘你这个资产阶级买办如何如何’的。长这么大,直到那一天,我才知道我父亲是什么‘买办’。红卫兵走了,我父亲还低着头,都不敢抬头看我一眼,那样子特可怜,恨不得地上裂个缝一头钻进去。他头一回在自己女儿面前遭人羞辱。我当时真想对他说——爸,只要你‘解放’以前没当过汉奸,那你就还是我爸……”
她鼻子一酸,终于不说了,仰躺下去,扯枕巾盖住了脸。
郝昕一直在织毛衣,这时问:“哎,我记得我以前上你家时,遇到过市里派小车接你爸去开会的呀!”
那姑娘又一下子从脸上扯掉枕巾,坐了起来,情绪激烈地:“那当然!那时候我父亲是著名的工商界人士!”
“以前被小车接去开几次会有什么了不起呀!这屋里的,谁的父亲‘文革’前还没有点儿名呀?我父亲还当过两届市政协委员呢!”另一个姑娘指了指刘芳说道,“她父亲是著名诗人!”
刘芳:“别提我父亲别提我父亲,他写的诗一点儿也不具有无产阶级的革命性,无非就是写了不少风花雪月罢了。‘文革’前就没少被人批判,还不服气,非说自己是什么自然美的真淳的歌者。这下好,后悔也晚了,肯定遗臭万年了。连我也受他牵连,沦落到了这种地方!要在古代,这不就叫发配吗?”
徐燕燕:“说话注意点啊!别一激动随嘴什么话都乱说。万一开你的批判会,叫我们多为难。不批你不行,批又不忍心,都是上海的。”
另一个姑娘半开玩笑半认真地:“我可没什么不忍心的,叫我批谁我批谁!要批就批倒批臭!那话怎么说的?——要像战场上拼刺刀一样,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对吧?”
郝昕一下子将她推了个仰巴叉:“你怎么学得这么坏?真想给你一针!”
大家都笑了。
门突然开了,梁喜喜像回到自己家一样,对门外说:“进来吧,还怕见到她们呀?”
坐在炕沿的三名女知青立刻站了起来,而坐在炕上的两个,也慌忙地下了地,穿上鞋子。她们虽不是立正成排地站着,但却可以说是肃立着。看得出,她们都有点儿怕梁喜喜。也显然,在她们心目中,梁喜喜是一个毫无疑问地主宰她们命运的人。而这一点,与兵团的干群关系是那么的不同,形成一种反差。
周萍走了进来,五名女知青的目光都望向周萍。有的目光亲善,有的目光冷漠,还有的目光似乎流露着掩饰不住的幸灾乐祸。周萍显得有些拘束,还显得有些自卑。
梁喜喜问周萍:“她们你都认识吧?”
周萍指指徐燕燕她们:“认识她们三个,我们是同校的,我和她还是同学。”
“不认识的两个,一会儿你们也就认识了。我不介绍了。现在,加上你,我们山东屯一共有五名女知青了,还都是上海的。以后,你们既要在生活和劳动中互相爱护,互相帮助,又要在思想上互相促进,共同进步,啊?”
周萍已不由自主地就与五个姑娘站到一起去了,她们连连点头。
梁喜喜发现了炕上的编织物,拿起来看,问:“谁织的?”她脸上一点儿笑模样也没有。而这时的她,尤其使姑娘们感到无法亲近,拒人千里。
郝昕怯怯地:“我……”
“织的什么?”
“毛背心。”
“给谁织的?”
“我外婆。她都快八十岁了,住乡下老屋子,冬天屋里又阴又冷……”
“那你这点儿线不够啊。”
“在上海没织完,也没来得及再买线,就带来了……打算写信让家里寄线来……”
“等家里收到你的信,等你收到家里寄来的线,织好了再寄回去,今年冬天还不过去一小半儿了呀?”
“那……那我不织了……”
“不织,你外婆白有你这么个外孙女了!我家还有两扎毛线,记着,明天到我家去取。颜色不一样,你织出花来也会挺好看的。”梁喜喜的这些话一直是板着脸说的。之后她又对大家说:“周萍她暂时还没铺的盖的,今晚先和你们挤挤睡。不许聊得太晚。”她伸手摸摸炕,走了。走到门口,站住,回头望着郝昕又说,“要是真能织出新花样儿来,以后教教我。”
门关上后,郝昕抚着心口窝说:“以为她禁止我织,吓得我一颗心扑腾扑腾的!”
一名姑娘附和:“我也那么以为。”
那个父亲是买办的姑娘说:“我事先声明啊,我可不习惯和人挤着睡!从小就没和人挤着睡过。”
徐燕燕指着刘芳,说:“我俩褥子挨着,你睡我俩中间。”
郝昕对周萍道:“还不把书包放下!”
周萍刚将书包放下,刘芳拉着她一只手说:“快脱鞋上炕,炕上可暖和了!”
周萍报以一笑,默默脱了鞋,坐到炕上。
刚才一直打听什么是买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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