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像不太明白。”我回答。“就是说吧，大学毕业后，我在某个公司就职，然后和惠理佳结婚，在大家的祝福下结为夫妻，生养两个孩子，让孩子们进入我们熟悉的太田区田园调布的小学，星期日全家人一起去多摩川边郊游，之后就像《Ob-La-Di，Ob-La-Da》里描述的一样…
…我也知道这样的人生没有什么不好，但是人生真的可以这样一帆风顺、一马平川地舒舒服服度过吗？在我内心深处也有这样的担忧。”“顺心如意、生活美满幸福，对你来说却成为了问题，你是这个意思吗？”“差不多可以这么说吧。
”事事如意、生活美满到底成为了什么问题，我还是一头雾水，但如果继续追问的话，恐怕不是三言两语说得完的，我就没有往下追问。“这个先不谈了，到底为什么我必须和你的女友交往呢？”我问道。“既然由着她和别的男人交往，那不如介绍给你小子呀。
对你这个人，我也知根知底，还可以随时从你嘴里打听到她的情况。”尽管我不觉得他说的合情合理，但是对于见见木樽女友这事我还是蛮有兴趣的。看照片，她是个貌美如花的女人，再加上我很好奇这样的好女孩何以会看上木樽这么个没谱的男人。
尽管我从小就内向，好奇心却格外的旺盛。“那么，你和她到什么程度了？”我探问道。“你是问做爱吗？”“当然了。突破最后防线了吗？”木樽摇摇头。“那是做不到的。我们俩从小就一起玩大的，所以吧，什么脱衣服啦，抚摸身体啦，正儿八经地做这些事，我总觉得特别不好意思。
换做别的女孩子，我倒不会有这种感觉，可是，把手伸进她的内裤里，就连想象一下都觉得是件不光彩的事情。这个你明白吧？”我摇摇头。木樽说：“当然也接吻、拉手什么的，也隔着衣服抚摸过胸部，但这些都是在半开玩笑半嬉戏的情况下才做到的。
尽管有时候也会兴奋，但再往前一步的话，实在没有那样的气氛。”“什么气氛不气氛的，这是一种自然而然的行为，在某种程度上，这不是需要男人努力去达成的吗？”我说道。人们称之为性欲。“不行，我们可做不到。我们的情况很难做到像你说的那样。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哪。比如自慰的时候吧，你一般都会想象某个具体的女孩子吧？”“可以这么说吧。”“可我就是做不到想象惠理佳来自慰。因为我觉得不应该那么做。所以，在那种时候，我就想象其他的女孩子。想象那些不是很喜欢的女孩子。
你对这个怎么看？”我思考了一下，却得不出像样的结论来。对于别人自慰时脑子里想的什么，我实在说不好，就连对我自己想的什么，很多时候都说不清楚。“不管怎么说，咱们三个人就试着一起见个面吧。然后再好好考虑考虑也可以。
”木樽最后说道。我和木樽的女友（全名是栗谷惠理佳）于星期日下午，在田园调布站附近的咖啡店见了面。她和木樽一样身材高挑，脸晒得很黑，穿着熨烫得很平整的白色短袖上衣，深蓝色的超短裙。一看就是那种出身山手地区的家教良好的女大学生模本。
她本人跟照片上一样漂亮。她那美丽的相貌自不必说，最吸引我的，还是她身上那股子坦率而鲜活的生命力。木樽给我和女友互相做了介绍。“明君也有朋友啦，这可太好了。”栗谷惠理佳感叹道。木樽的名字是明义。管他叫明君的，全世界只有她一个人。
“你也太夸张了吧。咱还能没有朋友吗？”木樽说。“你得了吧。”栗谷惠理佳嘎嘣脆地反驳他。“就你这德行，谁愿意跟你交朋友啊。明明是东京长大的，非要说关西话，一张嘴说话就好像故意拿人家开涮似的，而且除了谈论阪神老虎和象棋棋谱不知道别的，你这样的怪人，和一般人怎么可能合得来呢。
”“你要是这么说的话，这哥们也相当异类呢。”木樽指着我说，“他是芦屋出身，却说一口东京话。”“他这种情况不是挺常见的吗？至少比反过来的多呀。”“喂喂，你这是文化歧视噢。所谓文化，不应该是等值的吗？东京方言凭什么就应该比关西话高贵呀？
”“我告诉你，它们也许是等值的，但是，明治维新以来，东京话就成了日本语的标准语了。其证据就是，塞林格的《弗兰妮与祖伊》（Franny and Zooey）的关西腔翻译并没有出版，对吧？”“出版的话，我肯定买。
”木樽说。我可能也会买的，但是我没吭声。这种时候，最好还是少说话。“不管怎么说，作为一般社会常识，就是这样的。难道明君的脑子里只有乖僻的偏见（bias）吗？”“乖僻的偏见到底是什么东西？我倒是觉得，文化歧视才是更有害的偏见呢。
”木樽反唇相讥。栗谷惠理佳聪明地变换了话题，以免继续抬杠下去。“我参加的网球同好会里有一个芦屋来的女孩子。”她对我说道，“她叫樱井瑛子。你认识她吗？”“认识。”我答道。樱井瑛子，是个身材细高的女孩子，长着个与众不同的鼻头。
父亲经营着一个很大的高尔夫球场。她给我感觉特别矫揉造作，性格也不太好，而且胸脯平坦。只不过网球一直打得不错，经常参加比赛。可以的话，我不想再见到她。“这个家伙人不错，可是呢，现在没有女朋友。”木樽对栗谷惠理佳说。
他说的正是我。“长得虽然一般般，但很有教养，还挺有头脑，比我强多了。懂得也特别多，喜欢看那些深奥的书。他这个人，一看就是那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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